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

"神话主义"是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对女娲神话的整合运用与重述,就生动地展现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有机融合、叙事表演以情境和游客为中心、神话更为系统化、神话的地方化更加突显四大特点。可见,神话主义属于神话的"第二次生命",研究者应将神话的整个生命过程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     

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

神话主义为学者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神话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传统的神话传承人相比,在神话主义的相关实践中,新式的神话传承人对经典神话的态度不再那么虔诚,甚至常常对神话展开解构性的改编与挪用。这种传承可以被命名为"祛魅型传承"。祛魅型传承对当代神话讲述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使当代神话呈现出一些新的倾向,即由一种独立的体裁变成特定群体日常交流的表达资源,并以传统为取向综合性地传承,只是这种传承、传播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传统神话传播的影响尚属有限。面对神话主义,学者需要充分关注袪魅型传承人的主体意识与诉求,并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

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现象,学界和社会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也有开放而宽容的学者尝试将民俗的不同形态理解为民俗生命进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有待修正和补充。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所谓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无法截然区分和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天问》和初民变形神话

屈赋《天问》号称古神话渊薮,其中变形神话尤其值得探研。变形神话产生极早。早在前图腾主义时代,就存在着“泛灵信仰”和“泛生信仰”,前者相信宇宙万物都有一拟人格的精灵存在,后者认为宇宙自然中遍布一种非形质的超自然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或谓之魔力）无论在人在物,作用相同”①。可以这样说,“泛灵信仰”和“泛生信仰”是产生原始变形神话的最早基础。到了图腾主义时代,变形神话更十分活跃,大量涌现。《天问》神话很多都是变形神话。变形神话,简而言之,即甲物变成乙物,甲或乙可以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也可以是无生命的自然…     

遗产化与神话主义: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神话重述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有关"哈尼梯田"的遗产化和知识生产迎来高潮。在30年的遗产化进程中,哈尼族口承神话的传承方式发生了剧烈变迁,歌手演唱的起源叙事被重述为族群的遗产。在哈尼梯田遗产地核心区,遗产旅游的发展使得神话成为可资挪用的资源。在遗产化运动中,传统的"哈巴"演唱渐渐走出仪式语境,转而在神话主义的逻辑下改变其叙事场域,成为文化政治的显在符号。     

洪水之后：丢卡利翁起源神话与西方大洪水传统

在古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的故事是最常被谈及的人类起源神话之一,该神话讲述了由天神宙斯发动洪水毁灭人类,只留有一男一女在人世间存活并最终重新繁衍后代的史前史。故事因其所述的大洪水以及洪水中孤独漂泊的小船而通常被看作是古希腊版的“诺亚方舟”,因而,它也经常被纳入整个西方的“大洪水”叙事传统。本文将讨论丢卡利翁神话与西方大洪水叙事传统的关系,并从古希腊起源神话框架本身重新对丢卡利翁的起源故事作出理解。     

清理与重构:吕思勉的神话研究

上古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关上古神话的研究更引起了广泛关注。吕思勉利用文献考据、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及“统属思维”塑造的“同质人类群体”的概念,对上古神话进行清理和重构,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新解释,并尝试以此取代传统思想中有关上古神话的“旧常识”。这种新旧知识迭代背后隐藏着吕思勉以“统属性思维”取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理路,是近代新史学打造学科话语体系的尝试,也彰显出历史学家普遍面对的“当下主义”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于历史知识迭代的意义。     

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语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本文以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对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决定神话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限度：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往往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就此而言,语境视角未能深入触及口头艺术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内核,因而具有局限性。对此,需要倡导＂综合研究法＂。     

防风、王鲧考论

防风、王鲧作为悲剧性的治水英雄和奇妙的神话人物在民间千古流传,至今口承未绝,他们的形象、行为与命运总是牵心动情,发人幽思,展现着神话美的强大生命和永存的魅力。 在当代传承中,防风和王鲧是“好朋友”,尽管防风是“大块头,站着山样高,躺下河样长”,而王鲧是“小个头,三寸长,六两重”,他们都以土治水,因过被殛。神话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象征文化现象,在神话的意象中往往潜藏着幽秘的文化信息,透过其表面的语言叙述能探得其外显符号的内在隐义。防风、王鲧神话正是这类象征符号的组合,其治水与生灭的背后尚有待探的文化信息,值得加以研讨。 二神探幽防风、王鲧均以土治水,其治水的法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语境与谱系：反思威廉·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

威廉·佩恩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的创新性在于重新定义了欧洲和平联盟;矛盾性在于既提倡平等宽容,又怀慕等级制的秩序安宁,既呼吁欧洲各国君主建立“兄弟情谊”,又容忍各国间威胁利诱和尔虞我诈;局限性在于把和平希望寄托在君主的道德良知与私人情谊上,乐观地相信理性与教育可以解决时代危机,忽略了国际政治和宗教的复杂性与民众的作用。然而,若对佩恩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的认识止步于此,就略显单薄和庸常了。在多重语境、多维谱系中对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进行多元反思,有助于得到更为清晰的立体“映像”,即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不再是拘泥于某种逼仄语境主义的教条,而是在谱系学和反思性中不断被激活、阐释和对话的学说。佩恩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具有客观事实和主观意义所构成的二元特征。客观事实和主观意义在语境和谱系中的互动和转化,有助于打破线性思维和循环思维,有益于构建立体思维,进而为人们理解和阐释国际思想史提供新的路径和视角。     

小英雄的旅程

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深入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话和传说后,得出一套关于神话的理论,其核心是“单一神话”,在他看来,一切神话部是同一个神话的展现,这个“单一神话”．是“故事背后的火故事”。他把这个大故事命名为“英雄的旅程”,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北宋时期“神舟”远航高丽的盛况两度出现,这不仅在宋廷企图恢复朝贡秩序的实践中展现了明州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使得明州地区的海神崇拜走向“标准化”。“神舟”出使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神明崇拜在技术与制度的语境中保持关联、互动。国家通过持续褒封神明的方式将地方信仰文化纳入国家体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社会稳定性;在新的技术情境中,明州地方以神明崇拜为媒介贴近国家正统,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官方崇奉秩序的地方神明崇拜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情景。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威尼斯神话”的沉浮与威尼斯历史书写的嬗变

本文分析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威尼斯神话”概念的演变以及对威尼斯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威尼斯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诠释与运用。本文认为,“威尼斯神话”贯穿了文艺复兴以降的威尼斯历史书写,从作为展现威尼斯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观、理想形象和历史记忆,进而褪去政治色彩,逐渐成为考察威尼斯历史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其框架结构与书写实践所具有的动态特征,折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以降西方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突显出历史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     

从“圣门”到“诗家”——“风人”意念的转向与明代诗论

“风人”一辞主要指《诗经》“国风”一脉的诗人,首先包括“国风”诗篇的作者,次被引申为继承“国风”抒情传统的理想诗人的范型。作为一种批评策略,“风人”的诗学原则与汉儒所奠定的经典解诗传统呈现出同源而异趣的发展辙迹,其重心逐渐从“圣门”的经典语境过渡向“诗家”语境,被开启章法、修辞、言意关系等语言情意结构层面的理解和研究维度。此一诗学转向大致在明代以“辨体”为理论要素的文章学语境中达到高峯,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集大成之标志,完成对多种资源的综合。“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     

裂变中的传承：上海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是考察上海文化模式变迁、承继与特征的重要视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延安路高架的“九龙柱”是流行甚广的上海都市传说。其他都市传说,如“放白鸽”、“仙人跳”与“钓鱼执法”,为财辛苦为财忙的“消失的搭车客”,关于旗袍、假领子和老克腊的传说,也得以辑录、整理和分类。这些传说的传布、演变,被阐释为急剧社会变迁中社会风气的文化再生产。上海都市传说传达的文化意蕴在于,精致、派头与物欲紧密勾连,绩效主义、事功主义和物质主义与传统信仰交融且使后者祛魅。     

中世纪主义的起源与流变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是从“中世纪的”(medieval)一词衍生而来。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莱斯利·沃克曼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中世纪主义是创造中世纪的持续进程,一切后中世纪对中世纪的研究、阐释、建构和运用等都可以被称之为中世纪主义。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于中世纪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对这种思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主义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对其展开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仍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研究理论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