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翰墨全书》中所收全国总图研究

本文对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中所收录的全国总图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所收录的两幅全国总图是在南宋时期所绘地图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元代的内容改绘的,但改绘水平非常低,存在非常低级的错误,由此显现出当时民用类书的使用者即基层士大夫对于全国政区的了解似乎有限,且书商也难以见到元代绘制的全国总图。     

明代民间日用类书契约体式的史料价值

明代日用类书是明代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大量日用类书的＂民用门＂中,分类收录了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样本,分别被称为＂文契体式＂、＂乡约体式＂和＂关书体式＂。明代日用类书不仅保存了大量明代民间契约的稀见样本,而且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明代民间社会秩序自我管理、有序运行的真实场景拓展了视野。     

“类书开发利用与元代类书的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19年12月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类书开发利用与元代类书的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师大厦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内蒙古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天津图书馆等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嘉宾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小而精的类书专题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谈谈类书中的钱币史料

在古代钱币的研究中,不少人很重视历代钱币的专门书籍和历代正史,特别是“食货志”,而对历代类书中的史料则往往认识不足,特别是初学者,对类书的使用还不熟悉。类书是辑录古代典籍中有关内容,按一定方式编排,检索方便的资料性图书。其内容广博、材料丰富,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恒序》)。     

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意大利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会传教士。他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派来中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病故,享年五十八岁。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传教,但也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他和中国士大夫广泛交游,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献,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一定认识和了解。他以信函形式把他在中国的感受告诉他的欧洲朋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写了一部有关他在中国活动的记录,向欧洲介绍中国。从客观上看,他的活动已不限于传教,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止于传教。     

茅元仪武备志研究综述

茅元仪是明末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尤以《武备志》为著名。《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本文主要对前人关于《武备志》的研究做个总结。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图形与文字组合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

书籍艺术在我国的历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被世界所赞叹。我国的很多临国,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中吸收了很多的精髓并且结合了本国的文化而发光扬光大的。西方人也从东方的艺术瑰宝中吸取了一些文化,融入到了西方文化中去。在中西方融合以及相互影响下也给书籍装帧的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其中,文字和图片在书籍装帧的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地位,图片作为书籍装帧中的一个符号现象。在书籍装帧设计中,我们通过图形和文字有效的组合起来,使书籍装帧在版面上的编排更自由灵活、前呼后应,富有文化的意韵,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美。     

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

<正>敦煌类书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古类书写卷,它介于六朝至宋初之间,是后世类书编纂的一个源头。敦煌类书的出土填补了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空白,使类书的发展、编纂源流变得完整而清晰。敦煌类书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自1909年以来,敦煌类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学界却尚未对此做过系统的梳理,为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特选取敦煌类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七类写本加以述评,以窥敦煌类书研究之春色满园。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赢虫”——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译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户,也记录下了晚明时期国人世界观中的域外想象.而在《坤舆万国全图》等作品中之所以会掺杂着女人国、长人国等“海外赢虫”,正是因为描绘了大量海外异人的《赢虫录》借助日用类书等通俗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受众范围,最终塑造了以“海外赢虫”为特征的大明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了西方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所以凭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正可以揭示市民文化的时代作用,还原晚明时期市民与精英、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臝虫”——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译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户,也记录下了晚明时期国人世界观中的域外想象。而在《坤舆万国全图》等作品中之所以会掺杂着女人国、长人国等"海外臝虫",正是因为描绘了大量海外异人的《臝虫录》借助日用类书等通俗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受众范围,最终塑造了以"海外臝虫"为特征的大明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了西方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所以凭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正可以揭示市民文化的时代作用,还原晚明时期市民与精英、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     

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

在苏精对19世纪传教士中文印刷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旧址和收集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进一步探讨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展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认为马士曼等人于1813年翻译出版的新约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应系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且,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影响到马礼逊、台约尔等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南洋的铅活字印刷活动,两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近代早期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新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传教与经商、宗教与文化传播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     

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

中国文学和文化向西方传播,翻译很重要.但翻译牵涉的不光是语言,更多的是对文化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困难重重,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在于:中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很多差异;中西方研究者多强调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不大承认彼此之间有交往沟通的可能.因此,具体深入地去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才能促进彼此的了解沟通,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残卷初探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保存了我国十四世纪以前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学科领域的丰富资料,后世失传的一些书籍,多赖是书保存,故学者们向来视之为辑佚的渊薮,从中抢救了不少珍稀文献.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大典>或遭失窃,或经焚毁,煌煌巨帙已所剩无几,分藏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藏书家手中."     

祸起西方优越感

近来,"中国间谍"之所以会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媒体的热门话题,笔者以为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是一种西方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新体现,有必要略加叙述。中古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很少,西方人主要通过《马可波罗游记》等极少的记述来了解中国。当时,     

论类书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流传

类书是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广泛流传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且广为士大夫、读书人所接受与喜爱.中国类书历史悠久,卷帙浩瀚,以官修类书为主流,文学类书、科举类书、日用类书等私纂类书则是支流;日本、朝鲜、越南类书深受中国类书的影响,流传中又被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特色.类书的流传遍及了从“西域”到“东海”的广大区域,成为东亚汉籍中不可或缺、不容小觑的一支.     

贵州古代刻书

书籍是文化最重要的一种载体形式。在一定范围的地区内书籍刊刻的出现是适应当地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贵州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地位,书籍的匮乏较为突出。为了文化教育上的需要,     

《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未著录《文苑英华》考

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最早保存在元陶宗仪所编《说郛》中,其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被近现代学者视为讨论总集是否可以归属为类书的最重要例证之一。但通过对此例证缘起的文献梳理、对见存明抄百卷《说郛》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所著录者实为《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见存明抄《说郛》本不误,自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始妄改"戚"为"文",谭莹、缪荃孙因仍其误,张宗祥校刻《说郛》而径改明抄本,均导致学术界对此的错误认识,其背后则隐藏着混同总集与类书的学术心理。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