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

近代北京民间信仰中的四大门是四种带有灵异色彩的动物,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过考察可知:其一,在近代北京民间的视野中,四大门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构成了区域化的神灵谱系。其二,四大门或直接与信众对话,或通过其代言人"香头"与信众沟通,而"香头"必须经过朝拜碧霞元君仪式的认证。这种信仰习俗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间宗教。其三,四大门信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境遇顺逆不定,由此产生了四大门信仰的正当性问题。     

田野调查所见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的几个问题

自近代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华北地区呈现出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民国时期北京的碧霞元君信众在立碑题名时摒除自娱与自贱观念,其中少数女性信众开始使用新式姓名;第二,20世纪90年代,河北宁晋天仙观出现明代李太后对主神碧霞元君的"夺祀";第三,目前河北民间信仰中的碧霞元君与三宵娘娘混淆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些现象表明,依托国家政治体制进步,近现代华北民众的主体性渐趋增强,他们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逻辑,使碧霞元君信仰习俗呈现多元路径的演进态势。未来的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似可关注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分析维度,以增强研究的立体感与解释力。     

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

"天妃"信仰在天津传播过程中,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蓝本进行了信仰改造,从而在丰富神灵职能的同时获得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在信仰社会化的同时,"天妃"信仰通过皇会这一活动,融合利用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完成了与民间社会的深层互动。     

“天齐仁圣帝”和“碧霞元君”两个名号的来源与发展考论——兼及《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明初,朱元璋夺去了泰山山神的帝王封号。在当时残酷的文字狱和严酷的礼法的控制下,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再出现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或与之相类似的帝号的情况。碧霞元君信仰在元代和明初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其在民间的普及范围极为有限。明中期,随着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的松弛,文学作品中称呼泰山山神的帝号已不再视为犯忌。成化十九年（1483）之后,碧霞元君信仰由于得到了皇室贵族的认可,而逐渐广泛普及于民间,达到了与泰山山神信仰并列,甚至超越之的地位。《水浒传》中多次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之封号,而且书中“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这句赞语,反映了碧霞元君与泰山山神享有同等地位,接受四方万民顶礼膜拜的盛况,这都应当是发生于明代成化十九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体应当在明中期的成化十九年之后。     

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

碧霞元君在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碧霞元君”一名盖出现于唐代,此时也应该出现了其祠庙。宋代,碧霞元君庙在一些地区有零星分布,明成化以后祠庙数量急剧增多,行宫遍布大江南北。碧霞元君庙会规模较大,在华北的一些地区规模尤大。碧霞元君庙的规模不一,有一些相当大,超过了泰山的祖庙。皇帝、王公、太监、官员、僧道、土绅、百姓、军人等阶层都参与了碧霞元君庙的修建。碧霞元君庙大多有香火地。其祠庙由道土主持的较多,由僧人管理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地方有碧霞元君庙与东岳庙、天妃宫混淆的情况。对于碧霞元君这种民间信仰,一些封建土大夫颇有微辞。     

村民信仰与村落里有权威的“边缘人”——以河北高村的“香头”为例

高村村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基于自己的感受形成两种不同的信仰模式,并在信仰实践过程中对本村香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感受。一方面香头被塑造成神异性的权威形象,另一方面又在日常话语中将香头排斥在外,使得香头“被边缘化”。通过提出个体信仰和群体信仰两个概念,分析村民的日常信仰体系及其对香头看似矛盾的感受形成的原因。     

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从庙堂到民间：明清时期泰山文化之转变

泰山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次巨大转变。由于泰山国家祀典衰替,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促使泰山之上的活动主体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民间力量实际主导了泰山文化的走向。故这一时期,堪称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     

近代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以日照庵香会碑为中心

明清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行。据碑刻和地方志记载,至迟到康熙年间,大泽山上的日照庵成为碧霞元君行宫。碧霞元君在大泽山,被称为"老母",在清初到民国的250余年间,从名称、信仰辐射范围,乃至神灵格局,都经历了诸多流变。清初,大泽山碧霞行宫信仰辐射范围主要在平度、莱州以及昌邑三角地带;清末到民国年间,大泽山信仰的辐射范围增大,逐渐成为鲁东民间信仰的中心,并一定程度上分走泰山的香火。这个转变的过程,与平度、莱州、昌邑这个三角地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     

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

泰山为碧霞元君信仰之祖庭,其祭祀活动最初兴于民间,随着其影响增大,明代开始出现皇帝派遣宦官诣泰山祭祀元君的事例。至清代将这种致祭制度化,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清廷定期于每年之四月十八日遣大臣赴泰山致祭碧霞祠,其制度一直延续至清亡方告中止。考察这一礼制,有助于探明碧霞元君从民间信仰到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     

山东淄博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传播及遗存述略

淄博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向东传播的重要区域,主要遗存集中在南部山区,并形成以博山区凤凰山为中心的一个碧霞元君信仰集中区域。主生思想和妇女问题是碧霞元君信仰传播的重要因素。文章在介绍淄博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遗存的基础上,阐述了遗存的价值与保护建议。     

青州井塘村四季社活动述略

香社,或称作“香会”,是民众由于信仰旨趣相同而自发结成的民间信仰组织。本文以调查资料为基础,并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对山东省青州市井塘村四季社的活动情况予以介绍,希望能对当代华北乡村民间信仰研究有所助益。     

妙峰山第十届传统春香庙会调查报告

妙峰山,北京西山北麓主峰,位于京西80余里门头沟区境内,明清两代以山顶“碧霞元君祠”声名遐迩,又以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娘娘顶庙会香火盛闻天下,成为400年来京津两地乃至华北地区民俗信仰圣地。1993年,妙峰山庙会在抗战和文革期间两度中断数十年后重新举办,除保留了明清以来传统民俗形式外,更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2002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一),正值妙峰山第十届传统春香庙会举办初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历史与文化教育传播中心组织99级71名同学专程进山对本届庙会盛况、花会组织以及香客信众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访。     

典籍记载选:天后妈祖

天后,亦称天妃,是妈祖的封号。近代民间信奉极虔,尤以沿海及台湾为甚。传说天后不仅是海神,能保佑航海人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司。妈祖信仰兴起后,关于其来历、身世却有多种说法。现将古今有关妈祖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汇总,以飨妈祖信众。《夷坚支志》戊卷一“浮曦妃祠”条：绍熙三年,福州人郑立之,自番禺泛海还乡。舟次莆田境浮曦湾,未及出港,或有人来告：“有贼     

清代官方在台对妈祖信仰的推动

众所周知,妈祖信仰源于民间,初期仅在闽、粤一带流传,是专司海上安全的女神。经过宋、元、明、清诸代王朝的20余次褒封,而成为中国官方、民间共同祭祀的诸神之一。自宋宣和五年赐“顺济庙额”始,标志妈祖信仰开始得到官方认可。至明末,已经加封至“青贤普化感应碧霞元君”,其爵位由夫人爵上升到天妃爵,身份日尊。清代更是继承历代对妈祖褒封的传统,且远远超过以往,至同治年间褒封时,已经是“转不足以昭郑重,只加一‘嘉佑’二字”,总计达18次之多,封号达64字之多,还有4次赐匾。由此就可以折射出清廷对妈祖信仰在台的传播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碧霞元君”文化传承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在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复兴的当下,特色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更加凸现。“碧霞元君”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必有其价值所在。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碧霞元君”文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陷入困境之中。而思考如何使“碧霞元君”文化迸发新活力,展现时代精神风貌,则是刻不容缓的事,要积极发掘“碧霞元君”文化中的优秀内涵继续发扬和传承。     

台湾三平祖师信仰初探

三平祖师．俗姓杨,高陵（今陕西高陵）人。因父仕闽．兴元元年（784年）①生于福唐（今福建福清）．咸通十三年（872年）圆寂于漳州平和三平寺．享年八十九,．僧腊六十五。后世人称“广济禅师”或“三平祖师”。三平祖师不仅在漳州一带颇有影响．而且在台湾也有很多的信众．已成为闽台民众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京西村落里的花会--庄户、千军、台古幡会

对于北京民间花会的研究,总的来说是集中在对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背景的妙峰山香会的研究上,而其中又以北京城的香会组织与活动为研究重点。民国时期的北京香会的研究主要有：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等5位学者对妙峰山庙会的实地考察,在《京报副刊》先后6期发表“妙峰山进香专号”,后于1928年9月收录另外几篇相关文章,以《妙峰山》为名结集出版。同年,李景汉根据自己的亲自考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1929年,顾颉刚和魏建功、白涤洲等人一起再次对妙峰山进香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后以调查专号形式在《民俗》第六九、七十合刊上发表文章9篇、附录3篇和田野照片近40幅。此外还有与妙峰山香会有关的专著两部,一是奉宽的《妙峰山琐记》,     

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

在关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信仰圈”或“祭祀圈”之类的术语来表达神明和庙宇的信仰空间。在常见的分析架构之下,不管是“信仰圈”还是“祭祀圈”,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而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东部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的研究①,描述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一、社区早期发展与社庙系统的形成我们要讨论的名为“樟林”的村落,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