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惨案之善后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事件。这一惨案出现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遭到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均为推动国共和谈的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加之他们惨死于同城,相隔仅仅三天,因而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李闻惨案已过去65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性质、责任、处置等方面表现的矛盾与展开的角逐,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如惨案初期关于事件性质的论争,即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立足于各自立场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惨案制造者的抵赖与歪曲,则凸现了不同力量在责任追究问题上的博弈;而国内外的强烈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介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实施;至于蒋介石处置该事件方针的形成和执行,同样表现了战后中国政治受不同因素制约的复杂与交错。对于这些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李闻惨案为什么会给国民党统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各种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演变。     

校园惨案再反思

刀和枪,哪个更可怕？一般看来,枪更厉害,伤害效率更高。中国和美国,一个禁枪,一个不禁枪,刀和枪,分别是两困最常见的行凶工具,那么,中国的犯罪,是否就比美国的犯罪更轻微、更人道呢？     

济南“五三”惨案经历

1926年秋,我由法国留学归来,到广州后,经戴传贤、丁惟汾等之推荐,去中山大学任职。     

侵华日军在雁同地区制造惨案的历史启迪

侵华日军在雁同地区制造的惨案,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给雁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难以磨灭的阴影,仍然摧残着广大人民的精神。今天客观地分析研究这些惨案,有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一出话剧引发的惨案

1939年，国民党特务在綦江和江津交界的綦河上的桥河、兴隆、广兴、五福等地对300多名思想进步的无辜青年学生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其实，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思想进步、积极宣传抗日的热血青年。     

清末民初山西“交文惨案”探析

“交文惨案”是清末新政禁烟风潮中一次重要的事件。它反映了官绅与农民和社会舆论的斗争,也是在社会动荡下各个社会集团相互攻歼与合作的反映。它不仅牵涉到晚清官场的营运规则,也间接地推动了革命党人在山西的革命活动并最终夺权。“交文惨案”的发生既是晚清官僚对山西控制的逐步丧失,也是山西革命党入加紧革命活动从而夺权的契机,也是阎锡山在夺权后加紧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从“卡廷惨案”说到为尊者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斯大林和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签字批准，秘密杀害了两万多名波兰被俘军官和被押侨民，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等处。1943年，埋尸被德国占领军发现，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这一残酷暴行，千方百计地抵赖，一桩推诿罪责的公案，由此开始。     

《江苏航运大事记》序

江苏濒江临海，长江流经东西，运河贯通南北，自春秋以来，河运、海运发达，是我国重要的航海大省之一。其航运事业，是中国航运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别具风情的拜城

如果说新疆是地毯的发源地,那么拜城的“帕拉孜”就是地毯的祖先。曾经地毯和丝绸随着丝绸之路远行至欧洲和罗马,让整个罗马帝国为之疯狂,贵族名流无不为之倾倒。“帕拉孜”是主妇们勤劳的标志,是姑娘出嫁时必不可少的嫁妆,也是无数孩子的游乐场。     

口述史入编新方志探微

文章介绍了口述史的渊源,口述资料在古代方志中的利用,以及现在流行的口述史热。其间兼及论述口述史的分类及性质和特征,指出首轮修志中口述史方面的不足及存在这一不足的原因。鉴于口述史的重要作用,作者希望第二轮修志能加强这方面的内容。     

王铨：从旧中国的火工所长到新中国的军工专家

王铨（1905～1975）,祖籍河北省定州市,1929年毕业于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大学部火工品火炸药专业,1938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火炸药专业。曾任中国兵工学会副秘书长、第五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主任工程师。中国兵器系统先进工作者,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列席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方志理论研究批评问题探析——兼对第一轮修志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

中国大陆新方志事业开展几近30年,发展迅猛,成果斐然,举世瞩目。在新方志出版、旧志整理、地情研究、理论研究、信息库建设、为现实服务以及馆库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佳绩。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认真面对。总结第一轮地方志工作,厘清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十分必要,恰到其时,也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就关系到推动新方志事业深入发展重要环节的方志理论研究批评问题谈些肤浅的看法。求教于同仁。     

游武夷名山 品武夷茶宴

<正>我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而近年来,世界双遗产地的武夷山利用武夷岩茶为原料制作的武夷茶宴,则是我国饮食文化之林中新开出的一朵奇葩。凡到过武夷山旅游的朋友无不为武夷山美丽的山水风光所倾倒,而品尝了秀外慧中     

广西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圆满完成

2010年10月,广西第一轮社会主义方志编修工作圆满完成。 广西第一轮社会主义方志编修工作从2O世纪80年代初开始,历时30年,历经5届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调动数万专职人员编修、数10万人参与。至今年10月,全自治区实际完成编纂出版三级志书181部,比原计划增加6部。     

新见■簋再议

《文物》2009年第2期刊载了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一文,作者对■簋铭文做了精彩的考释,并指出了这一器物的重要价值,读后颇受启迪。然笔者以为,■簋铭文的考察尚有略可补充之处。     

东南亚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视角——以哈里·本达奖获奖著作为例

哈里·本达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旨在表彰东南亚研究领域杰出成果的国际学术大奖,代表了当代国际学界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达奖获奖著作涵盖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并不断拓展到宗教史、女性史等专题史研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史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向,并从史料、方法、视角领域探讨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本土性、自主性与能动性。获奖作品在当代东南亚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中国东南亚史学界进一步学习与借鉴。     

“民国史观”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构建

中华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取得巨大的成绩。然而,该学科的基本框架是在1970年代确定下来的,已经无法适应学科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多样化。本文在对中华民国史学科建设学术史进行全面反省的基础上,提出用民国史观来构建中华民国史学科新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并初步分析了以民国史观指导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意义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二轮《新疆通志》编纂工作理论研讨会召开

为推动第二轮《新疆通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于2014年7月18日召开第二轮《新疆通志》编纂工作理论研讨会。此次理论研讨会围绕第二轮《新疆通志》专业志编修、篇目制定、人物传略撰写、修志为现实服务、加强修志队伍建设等主题展开讨论。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星参加研讨会并讲话。来自14家第二轮《新疆通志》承编单位的15位修志人员参加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主题,就志书篇目设计、组织编写、人物传略撰写、实行专业审读严把涉密关、主编职责、信息化在修志工作中的运用等进行了讨论,为增强理论研讨的学术性、专业性、理论性打下坚实基础,为使第二轮《新疆通志》编纂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