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多重维度

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和文本的考察,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可以大体归结为多维度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似自然史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有机的社会形态结构理论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从宏观上考察社会历史分期,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从动态中探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从静态中剖析社会内部构成。应从发展史和文本出发,系统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以正本清源,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思想研究

所谓时代问题,就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态势与发展趋势的认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认识,包括两种基本思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思想,而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统一起来。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革命转变问题的探索

近年来,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是否主张“二次革命论”展开了讨论,我们持否定看法,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对革命的转变、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性质、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再思考

晁福林先生在"中国无奴隶社会论"主导下,提出了夏、商"氏族封建"说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理论"。由于学术界对有关夏商时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理解和判断颇相悬殊,再加上其所借用的"长时段"理论,难免造成"封建制"三段论标尺不一,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体系尚待学术界深入推敲。"无奴学派理论"能否成为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后定论,如何统一"无奴学派"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分歧,对学术界早期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应继续关注和持续探讨的关键性学术难题。     

社会进程与历史规律：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说不同认识之辨析

<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学界长期、持续关注的问题,但具体认识歧见鲜明。笔者兹就不同观点尝试进行辨析,略申己见。一 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有五种和三种的不同论述,应该说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或是以不同视角分析论述社会形态问题而作出的不同表述,均表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经典表述,     

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既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的整体结构,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依次更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哪些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被称作“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论     

陈独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运行规律、社会自杀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社会学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产生提供学术的基础.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以中国社会为研究重点,注重研究中国的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结构、社会阶层等理论课题,这为开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研究的框架体系.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叉社会学的先驱,在中国马克恩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工具合理性理论

将马克思主义执政工具合理性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的合理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工具合理性理论的中国化,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工具合理性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毛泽东执政工具合理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工具合理性理论。     

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

在1938年前,陈独秀对近代农民作用的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势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而肯定的转变过程,但他的肯定是留有余地的,他将农民的作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对农民的缺点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认识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主线.为克服农民的缺点,他一方面主张以解除农民痛苦、改善农民生活作为他们参加抗战的前提,另一方面主张联合中小农民或称参加劳动的"贫农",坚决地反对富农和游民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托派思想基础.但他对农民缺点的正视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苏共二十大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嬗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英国共产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要求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以苏为鉴,在党内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民主改革。但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极力压制党内的讨论,不愿进行改革。英共领导的立场最终迫使史学家小组中部分成员退党。这一事件之后,这些历史学家摆脱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自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

本文对 1 949— 1 999年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的勾勒 ,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 ,整理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发展线索 ,给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 ,并作了纲要式的分析评述。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

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以来50年的发展。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过去史学的发展。要科学地看待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不同学术思想的学者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大师级的史学家一定会在21世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