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重点要探讨生活质量的概念、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并要探讨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如何研究生活质量以及研究它的可行性等问题。若从现在做起,再过十几年、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价值和研究功效将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我们相信,以生活质量为切入点研究历史问题将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方法、新角度、新视阈和新亮点。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应当从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再渐次向前延伸和发展,而显现出三个研究梯度。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被史学所关注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满学研究的里程碑──读学术新著《满族文化史》

由张佳生任主编、何晓芳与关克笑任副主编的学术新著《满族文化史》,１９９９年４月经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著作总字数达５３．５万,捧读在手,沉甸甸的,委实令人兴奋。满学研究,起步颇早,可以说是从１７世纪世间出现了新兴的满民族之后不久,便产生了对于满族的研究,即满学研究。有清一代,海内外的满学研究学者们曾做出了颇多有价值的学术奉献。不过,近代以来,国事衰微,满族自身命运亦乖蹇多舛,科学意义上的满学研究便无可如何地日趋消声了。至本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之前,讲到"满学",怕是已极少有人知晓了。７０年代末,我…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我们如何研究文化史──兼评《中国鼓文化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后20年,最热门的一脉大约要数文化史。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短短几年间,有关文化与文化史的丛书、专著、译著蓬勃出版,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文化研讨会、文化沙龙、文化书院联翩而起,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文化与艺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区域文化、社区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青年文化、妇女文化等范畴在空前广泛的范围内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对象,由此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     

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张岂之教授访问记

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张岂之教授访问记张越张岂之教授,１９２７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１９５２年,张岂之先生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随侯外庐先生赴西北大学任教。１９５４年借...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文化史研究的新信息

文化史研究的新信息周学军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标志着传统史学出现了反常与危机,标志着史学范型转换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迄今仍在进行之中,新的史学范型尚未确立。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在热过一阵后,眼下似已转入沉寂,由显学变为潜学,这种状况引起了一部分关心中...     

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化史的维度。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光绪时期吉林东部的垦局与地域社会

光绪一朝,面对边疆危机,清廷在边省推行屯垦以巩固边防,这在吉林集中体现在设于其东部的一系列垦局。在制度定位上,垦局作为八旗驻防的延伸,是临时性的农垦机构,在实际经营中,垦局承担招垦、理民、边事交涉等多项职能。在空间分布上,垦局呈链状分布于紧邻国界的河谷平原处。垦局解决了有效的边疆经营机构的有无问题,这也是其存续的关键原因,是否带来财政上的效益则为次要。垦局发展壮大了沿边地带的垦区,进而成为清廷与外国进行边疆经略角力的桥头堡。它们在缓解了特定的边疆治理困局的同时,也为沿边政区的设立和边疆经略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颇受学界的重视,该领域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氛围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年8月,汤奇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近期这一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近年来,随着方法、材料和研究对象的增多,国内外学者针对文化史的学科理论、方法范式和研究专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本文主要围绕其中的前沿议题,结合近年来具体研究中的争论焦点作一探讨。一、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的反思2009年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再版,隐然象征着关于文化史的新一轮理论回顾已趋兴盛。李振宏、张昭军、周兵、王晴佳、梁景和、张仲民、王笛、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和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栽体,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