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演变与现状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端于19世纪初,历史悠久。20世纪初,随着大批新式华文学校的建立,华文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战后初期,经过战时浩劫的华文教育又逐渐恢复生机,兴盛起来。1954年南洋大学的成立,更使华文教育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然而,马来西亚独立后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徐国利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及粤赣闽浙等省山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高校内迁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一、高校...     

抗战时期国内大学借读现象论析——以战时大学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国内大批高校停办或内迁,致使大量学生流亡,催生战时校际借读这一独特历史镜像。国内未受战争影响之大学,通过接受申请、资格审核和编级考试等程序,积极收容他校学生予以借读。国民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各大学,出台借读政策办法,安抚救助借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并为其后数十年的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战时大学借读之价值足与同期大学内迁相媲美,深入探讨这一现象,有助于完善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     

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历史教育如何为救亡图存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朝野关注的重点。战时历史教育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其内容之民族化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讲述中华民族的光荣史迹、讲述中国各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大幅度增加近百年国耻史的篇幅、褒扬中国历史上的先贤先烈及英雄人物、从地理环境讲述中国历史变迁,成为战时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颁布的新历史课程标准体现了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目标导向,而依据新课标编撰审定的战时历史教科书同样突出了其宣扬民族主义之功能,这些都使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得以普遍推行。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成为主潮之后,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并未中绝,新历史课标及相关教科书不仅仍然注意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念与国际眼光,至抗战后期,为了矫正狭隘民族主义的偏向,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还逐渐得到强化。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陈立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八年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近7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战争艰难岁月中,陈立夫在拟订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与征召青年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行思想统制,防共反共,抵制“赤化”,逆时代进步大潮。功过是非,历史会给予公允的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理念

中国现代大学虽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中国的大学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之中。《大学》、《学记》蕴含的教育理念为现代大学提供了思想资源,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德育为先和知识的实践性取向深深影响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     

探究抗战时期贵阳社会人士兴办的社会教育

环境决定了人的发展,人也在实践中改造环境。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贵阳,这个抗战的大后方,为战时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及人员,成为战时的一个避难场所、逃难人员的集散地,同时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战时的民众提供了丰富的教育人才资源,培养了大量有素质的社教人才,为社教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贵阳的社教由此兴盛起来。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中美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尝试与局限

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在显著分歧。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后,中美双方恢复了租借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但美国并未因此加大租借援华的力度。这不仅揭示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机制的缺陷,而且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位。     

汪曾祺与朱自清

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颗明亮的星,一颗在上半场熠熠生辉,引领白话散文潮流,一颗在下半叶光芒耀目,小说、散文、戏剧多体兼擅,独具一格,影响深远。他们是一对“亲”师生。一个是中国文学系的名教授,现代文学教育的先驱之一,一个是兴致广泛、生性散漫、沉迷于小说、口味又有些刁钻的中文系学生,相遇在战时中国的著名学府——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在其他各业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罕见的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学质量提高,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布局进一步合理,尤其是中等教育的发展跃居全国前列。为湖南后来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湖南战时教育既具满足战争需要,服务抗战,又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育在战时湖南之所以有如此进展。是由于湖南各界军政领导的重视、湖湘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湖湘文化精神的支承,以及外地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     

抗日战争中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民众在战区和后方掀起了抗日高潮,相继出现了各种抗日团体和广大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的热烈场面。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妇女们也不甘示弱,她们联合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华慈幼协会”等以中国各界妇女为主的抢救和教育战争灾难儿童     

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

1998年4月15日,是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老教育家黄钰生诞辰100周年。黄钰生的名字是和南开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辅佐校长张伯苓,全面主持南开校务;“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员工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代表南开与北大、清华两校通力合作,创建了战时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并多年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师范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一片废墟上主持了南开大学的重建工作,使南开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天津解放前夕,带领员工英勇护校,将南开大学完整无缺地献给人民政权。1952年后,…     

辛亥革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以民国前中期商人捐办大学为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使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生深刻变化。教育作为现代化的基础事业,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开始走向新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大学教育的发展,使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步入最高的层次。辛亥革命为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了新的平台,开启了国立、公立、私立三路并进的新模式,使私立大学领先发展,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引领潮流,并从无到有,曾居半壁江山之地位;而商人的捐资办学亦极一时之盛,在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并惠及国立大学。     

论抗战时期的湘西教育

抗战期间,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一改战前落后状态,获得重大发展。教育走向大众,在湘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学前、小学、中等、职业、师范和高等教育等现代教育层次,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得以确立,湘西教育的现代转型最终完成。战时湘西教育的现代开展,不仅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强化了湘西各族的中华一体感和民族国家认同,推动了后来湘西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陶行知与南京晓庄师范

<正>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原名陶文濬,因受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的影响,改名陶知行,1934年又改名为陶行知。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身体力行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

中国战时生产局,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协助下,在重庆设立的一个直属行政院的控制战时工业生产的机构。它的建立,对国统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公私工矿企业的发展和解决战时军需和民用供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至今对这一机构的研究文章,仅有三篇,即翁文澋的《重庆战时生产局和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李安庆、孙文范的     

民族、边疆视域中的抗日战争——“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中韩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正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由内蒙古科技大学和韩国亚洲平和和历史教育连带合作主办的"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召开。会议以"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领域,以此推动民族边疆地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内涵。来自韩国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