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阳的那些事

正红军长征在贵州实现了伟大转折,与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扎实有效的民族工作密不可分。红军是如何做少数民族思想工作的呢?笔者以贵阳为例,对史料进行归纳,以飨读者。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地方组织贵阳是红军长征期间唯一兵临城下的省会城市,红军三过贵阳,苗乡布依山寨留下了红军的光辉足迹。(一)民族政策清代以前,贵阳地区的居民,仍是以布依族、苗族先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为主,清中叶后,汉族人口在比例上逐渐成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民族政策——从《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说起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下简称《指示》)是红军总政治部自长征以来发布的第二个民族工作文件,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为以后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大的政治指导作用,是红军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鉴于以往的党史研究和民族政策研究中未有专文论述,有些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之史料文集甚至“筛掉”了这个历史文献。     

论党在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

长征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必须服务于工农群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加强群众工作,广泛宣传群众,争取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开展了灵活多样,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以后党的群众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红军长征时期有关民族政策的标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世所公认,红军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越过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到达抗日前线,是因为它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特别是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由于它在民族地区广泛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回顾长征的历史,大量事实证明,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出色的。每到一个地方,红军的第一位工作就是针对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     

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对红军长征民族政策的影响

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经济诉求。起义失败后不久,红军长征经过桂北,通过和参与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接触,红军了解到桂北的民族状况,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项纲领性的民族政策《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以《对苗瑶民的口号》十三条为代表的政策实施细则,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桂北,并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基于这些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经验,在之后的长征路途中,红军将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团结各族群众的纽带与桥梁,建立起以“平等与联盟”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关系,党的民族政策也因此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     

一份我党早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

近日,笔者在江永县档案局翻阅资料时,惊喜地发现,早在1934年11月29日．红军长征路过永明（今江永）,针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情况,由红军政治部制订颁布了一份《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颁布的民族政策,也说明我党从建党初期就重视民族工作。     

长征途中红军与藏族结谊(连载)

红军长征经过民族地区时,极力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承认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中国共产党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条件,谱写了民族团结的伟大篇章。     

红军长征中的李富春

正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李富春在长征中一直是红军主要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之一,始终战斗在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线,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长征中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9月中旬,中央调时任中央苏区所在地的江西省     

我党在民族地区颁发的第一个宗教法规

伟大的红军长征,已经以其雄伟壮阔的画幅、气壮山河的旋律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由于长征的英雄们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民族、统战、宗教政策,因而得以纵横驰骋于黔、滇、川、康、甘、青、陕等省区的辽阔地域,越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打退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截堵,翻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胜利地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战略大转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笔者借此机会将长征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在民族地区颁发的第一个宗教政策法规作一简略的介绍。     

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信阳召开

由中共河南省党史工委、省社联、省党史学会、军事院校郑州协作中心、省军区党史办、鄂豫皖苏区研究会河南分会、空军第一航空技术专科学校等七个单位联合召开的“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信阳举行。出席会议有各地代表和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和资料二十五篇。会议结合我省特点,着重讨论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准备、经过、特点、历史地位和意义等问题,此外还有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提出和准备、遵义会议和黎平会议、长征中的政治工作、党在长征中的统一战线、民族政策、四渡赤水的用兵方略及红二、四方面军等有关问题。会议期间,还     

红军长征在甘肃的遗迹

红军长征在甘肃的遗迹乔楠６０年前胜利结束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也是本世纪震惊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     

红军长征中的回族阿訇肖福祯

红军长征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奴隶,不胜枚举。在红军长征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的头领却是屈指可数的。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纵横十一个省,历时两年多,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了苗族、瑶族、壮族、水族、侗族、布衣族、仡佬族、土家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回族、裕固族等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大     

一份我党早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

近日,笔者在江永县档案局翻阅资料时,惊喜地发现,早在 1934年11月29日,红军长征路过永明(今江永),针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情况,由红军政治部制订颁布了一份《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颁布的民族政策,也说明我党从建党初期就重视民族工作。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机关86000余人,离开中央根据地,经过月余的行军作战,于11月16日陆续进入零陵地区(今永州市)。1934年11月16日,当     

邓小平在长征路上

邓小平长征期间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主编、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在长征路上,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亲历四渡赤水和抢夺泸定桥等战斗,和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邓小平女儿问他在长征中干了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说"跟着走"。邓小平一直"跟着"毛泽东走在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

四川松潘,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松潘古称松州,唐贞观年间,大唐和吐蕃在此激战,最终促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民族联姻。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也在这里与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大血战。这场作战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是长征期间不多见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血战,又是最恶劣环     

长征文化与民族文化

论文总结提炼了红军长征两次过昆明的情况,以及留下的诗词、独幕话剧、神话、壁画、歌谣、标语等长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交织的独特文化,阐述了长征文化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等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今天我们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话。无论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来看,长征的意义都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走向富强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长征,不仅让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本文从传播史的角度,介绍了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试谈红军长征中的民族政策

6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各部相继进行了铁流万里的战略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商军的长征都经过西南、西北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10多个少数民族发生了频繁的接触。如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整整1年的长征中,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所用的时间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     

论点摘编

正红军长征在藏区筹粮问题研究喜饶尼玛和李双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红军长征在藏区重要紧迫的任务就是筹集粮食,在充分考量藏区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环境及藏民特殊储粮习惯后,红军通过理性地调整民族宗教政策,激发藏区民众,特别是上层自发支援粮食的热情,在藏区各级革命政权的帮助下,发挥长征精神寻找粮食代用品等方式来筹集粮食,为保存实力与继续北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化了党与藏区群众的联系,也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与陕北落脚点的选择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拯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因此,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与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有着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却给人们一个印象,仿佛红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后这样决定的;也有另一种论调,认为红军长征开始,“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