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明兵力及伤亡人数考

土木之变明军兵力有五十万和二十万两说,伤亡人数则有死伤数十万、死者数十万,以及死伤十万、死者三万人等多种说法。本文考定：英宗亲征出兵二十五万,土木之变明兵力二十万,死伤十万,其中死者三万。     

显忠祠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代宗朱祁钰在今河北怀来县土木村建显忠祠以祭祀殉难诸大臣。本文简要介绍了显忠祠的历史渊源,及历550余年风雨和战火之后的现状。     

明朝与李朝在郎卜尔罕问题上的政策之比较研究

郎卜尔罕为毛怜卫女真的首领,明皇朝加强对所属边疆民族郎卜尔罕部的管理,朝鲜王朝也积极开展对跨境民族郎卜尔罕部的争取工作。朝鲜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对郎卜尔罕恩威并重,既进行物质利诱,又予以武力打击,最终杀害了郎卜尔罕。对朝鲜擅自杀害郎卜尔罕的行为,明皇朝出面进行了干涉,从中反映出了明廷对待女真人的态度。     

“土木之變”明兵力及傷亡人數考

土木之變明軍兵力有五十萬和二十萬兩說,傷亡人數則有死傷數十萬、死者數十萬,以及死傷十萬、死者三萬人等多種說法。本文考定:英宗親征出兵二十五萬,土木之變明兵力二十萬,死傷十萬,其中死者三萬。     

声韵通假丛识——喉音声母之变

2019年10月28日、11月15日"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第九讲"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宇研究员主讲《音韵通假丛识》,两次讲座共五个议题,通过大量古文及字词的释例分析讲述了k、h等对转和旁转的情况,其释例之丰富,语言之简明,令人受益匪浅。读书班负责人杨富学教授考虑到音韵学的专业性,特邀请在音韵学方面富有造诣的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杨同军教授主持并评议。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影响深刻 ,甚至决定着高祖朝的政局走向。李世民在唐突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 ,又是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军事将领 ,同时还成功地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的军事入侵 ,长期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     

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

南宋在川陕战区兵力部署中,基于战略防御和节制武将的考虑,形成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屯驻重心。在具体兵力分布上,由于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兴州驻军的数量与实力最为强大,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兴州驻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吴曦据兴州叛变的关键因素。吴曦叛变平定后,南宋对兴州军事力量予以分化,又导致兵力分散和不利于边疆防御的弊端,体现出南宋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与加强边疆防御的两难困境。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演变,蕴涵着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真实内容。     

论三国时期的"君臣之义"

在三国时期,君臣之义属于“大义”的范畴,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故当时无论是对为君之义还是对为臣之义,都有一整套规定性内容。但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一样,君臣之义在三国时期,也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军阀、权臣和野心家进行割据、篡位的手段,成为他们种种不义行为的遮羞布。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靖康之变康王出质金营的两个问题

宣和七年冬,金军兵临城下,宋金议和,以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为人质。后姚平仲夜袭金营大败,宋再次乞和。金人要求更换人质,于是以肃王代康王。本文考证：金人最初是要郓王为质,因郸王逃离束京,遂以康王为质。当时徽宗成年皇子有十人,康王生母韦氏地位最低,这应是以康王为质的重要原因。姚平仲袭金营,金人认为康王非钦宗同母弟,对宋帝无约束力。钦宗同母所出惟一妹,金人遂求以钦宗妹夫曹晟,再加上皇叔越王为人质。钦宗谓以长辈为人质有悖情理,遂以皇弟肃王代之。     

贯通古今 交光映衬——司马迁如何出色地实现“通古今之变”

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司马迁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对此,我们亟须开阔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从如下三项进行深入探讨：其一,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其二,史表设置匠心独运;其三,以书志和列传与本纪作多层面配合、关联,交光映衬。以此推进对司马迁在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上杰出创造力的认识,并从中获得对推进当今史学工作的宝贵启示。     

家族之变与尹湛纳希文化寻根意识的增强——以德勒克色楞案与八枝箭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蒙古族,别无选择地到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求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路径。尹湛纳希是蒙古族近代思想启蒙的引领者与代言人之一。蒙古族近代的文化寻根,在尹湛纳希这里达到了高峰。尹湛纳希所具有的文化寻根意识,因环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增强。强化这种意识有多重因素,其中因时局变化和诸多事件造成的家族之变是不容忽视、值得深入考察的重要因素之一。     

梁启超新闻思想在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变转及原因

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著名的新闻斗士,在清朝实行严厉的专制统治下,利用新闻为突破口发动舆论攻势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闻理念,至今还很有意义,但他在袁世凯政府时期却一度违背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对袁世凯实行的新闻专制采取默许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