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面对世俗社会的讲经活动北大核心CSSCI

讲经是佛教宣讲教义的基本形式,面对不同群体,其讲义内容多有不同。对于知识阶层而言,讲经时需要适度地杂糅儒学思想,而面对民氓左闾,又不得不诱以报应,大设灵奇。唐初期,在讲经基础上形成一种为吸引听众,增加布施,针对俗众的新形式:俗讲。俗讲的性质决定了俗讲内容以故事情节为主,并示之人生苦短、因缘果报之类的思想。可以说,面对世俗社会,讲经内容和形式不得不改弦更张,是佛教宣扬教义,扩大社会根基的权宜之举。     

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

本文考察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的形制变化,认为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隋至唐初,其制度是在石函内安置多重容器,通常由内至外是玻璃瓶、铜函、石函,舍利函造型是中国式歪顶盖方函;第二阶段始自唐高宗时期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时,由皇后武则天首创以贵金属制作的微型中国式葬具棺、椁为容器,其定制大约中断于唐武宗会昌灭法时;第三阶段是唐宣宗复法至唐亡,除仍沿用金棺银椁外,更新兴以小型塔子为容器,常在多重宝函中最内置盛舍利的小型塔子。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舍利容器的形貌也突破原有规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浅析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到隋唐时期其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论述隋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分析了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的成就表现及特点,以揭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状态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论唐代的讲经仪轨

唐代的讲经仪轨,历来由于资料献的限制,使我们难以了解其真实面目。由于敦煌书的整理,发现了大量的讲经及俗讲仪式,从而使我们能够还原讲经法会的仪式程序。本利用圆仁的记载及敦煌书,讨论了唐代讲经法会的主要成员及其仪轨次第,尤其对“都讲”进行了溯源性的考察。提出佛教的“都讲”并非来自儒家的都讲制度,只是在翻译时借用这个名词而已。我们重新恢复了当时法会的真实面目,并且构建了当时法会的一些通用仪轨,对于进一步研究唐代的法会仪轨,提供了背景知识。     

山西襄垣县化岩角山隋唐时期佛教岩画

2009年4月长治市文物普查队在襄垣县下良镇圪岔角村村北5公里的化岩角山发现了佛教岩画(图一)。岩画位于化岩角山西沟受山水冲刷而形成的岩洞洞口顶壁,岩     

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隋唐佛教造像

咸阳古渡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古渡遗址附近出土了大量文物,为人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丝绸之路也称为佛教之路,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隋唐佛像为研究当时佛教文化活动以及中原和西域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虽趋衰微 ,但也有所发展 ,明代对敦煌无有效管理 ,其佛教发展几为空白 ,本文主要是探讨元、清两代敦煌佛教的发展情况及特点。元清两代 ,由于统治阶级热心倡佛 ,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继续在敦煌开凿、重修洞窟。由于佛教的发展 ,吸引了大批佛教信士来敦煌礼佛、进香许愿 ,做佛教功德 ,使敦煌佛教日益渗入中下层民众的生活 ,大大加深了其世俗化程度     

明成祖时期佛教政策述论

明成祖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太祖时期的佛教政策。在整顿和限制的同时又加以提倡和保护,推行了增设僧司衙门、完善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创寺院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佛教管理制度,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使明代佛教政策趋于完善,渐成定制。     

论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编纂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止隋唐五代间,佛教类书产生并发展起来,佛教类书是类书编纂形式在佛教典籍中应用与发展,其功用主要是利僧众行文翻检的资料汇编。《经律异相》《金藏论》《法苑珠林》《释氏六帖》等就是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主要代表,它们的出现构建了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发展史。佛教类书与世俗类书最大的不同是佛教类书有为宣讲佛法做资料准备的作用,其或者就是佛教讲经、说法的底本而被直接应用到佛法的弘传中。     

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音乐”,包括“乐”和“散乐”。“乐”指音乐、舞蹈;“散乐”又称“百戏”,指杂技、魔术、武术、游戏之类。《新唐书.礼乐志》、《通典.乐》、《唐会要》等文献都是这样。本文把它们统称为音乐活动。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多种中国音乐史著作都没有     

汉唐时期的西域佛教及其东传路径

汉唐时期是西域佛教形成、发展及向内地传播的主要历史阶段。丝绸之路的开通与魏晋时期西域诸城郭大国的局部统一,为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西域佛教也因之在汉唐时期进入到发展的全盛期,并呈现出多中心和多样化的特征。西域佛教通过西域僧人东行弘法、内地僧人西行求法、政治交往、军事征伐、人口迁徙和商业贸易等几个主要路径向东方传播,而这些多样的、双向的传播路径对该时期西域与内地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时期。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译经中心大都位于交通要道或都城附近。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     

五代后梁、后唐时期河北地区佛教

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传世史籍,从五代后梁、后唐时期河北地区的形势、"五台山进香道"、帝王和士大夫以及禅宗的勃兴等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河北佛教情况进行了探讨.     

中国常熟现代“讲经”表演传统中的《西瓜宝卷》

《西瓜宝卷》(目前已知最早的写本为1867年)是19世纪以来苏南地区宝卷宣唱活动中所使用的叙述性文本的典型代表。《西瓜宝卷》利用了一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母题来宣传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从而实现了用说教、娱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化。以常熟的“讲经”为例,对《西瓜宝卷》的几个版本(时间为1867年至1989年间)进行比较,可以说明该宝卷在现代讲唱中的功能及文化意义的演变。     

神圣与世俗:旅游背景下佛教寺院建筑功能及其空间转化与管理

传统文物寺院旅游业的大力发展造成了寺院功能在神圣和世俗之间的转换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游客旅游和佛教徒朝圣之间、地方发展经济和文物保护之间、以及僧侣佛法修持和寺院世俗经营之间对寺院建筑空间利用需要上的对立。本文立足于传统寺院内部建筑神圣和世俗功能的空间分异,分析了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对寺院不同区域建筑的功能变化和要求的差异,将寺庙建筑功能区域划分为佛国象征区、僧人修行区及生活区、世俗接待区、寺庙外围区,并对各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及行为时间进行调整,提出了一些建筑功能空间转化和管理的建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塑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艺术,是大量汲取了宗教的营养,特别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方面,它从宗教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并逐步走向表现现实生活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引进了许多外来的因素,使中国雕塑艺术产生了新貌,而又能消化、融会、以异军突起的崭新风格,纳入了中国雕塑艺术的优秀传统。揭开了中国雕塑艺术新的一页。其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雕塑艺术作品主要表现在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兼谈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

长江流域汉魏墓葬出土的佛教遗物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反映,是人们祭祀祈福的工具。佛教自传入汉地,依附于中国的黄老神仙方术和传统的鬼神观念而发展。汉魏时期,佛教自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发展。受地区的影响,各地表现佛教信仰的器物各具特色。     

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的交锋与融合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从传入吐蕃时起,就和作为本土宗教的苯教发生了冲突.两者的冲突不仅仅是文化冲突,更多的是两种宗教所依附的政治势力(奉佛的赞普王室与崇本的贵族、大臣)的斗争.因此,佛苯的竞争乃至冲突可以说贯穿着吐蕃社会的始终.文章分松赞干布时期,赤德祖赞、赤松德赞时期,赤祖德赞、达磨时期等三个时期,扼要回顾和分析了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交锋与融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