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女性画像与外来艺术手法——以新见唐武惠妃石椁女性线刻画为典型

本文针对盛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内壁十幅线刻画所展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中西诸多艺术元素的对比分析,指出这些画作采用外来西方艺术手法,描绘装饰在皇后石椁上的宫廷女性形象,作品集中表现出唐代流行的"拂菻样"风格以及宫廷匠师新的艺术审美观,是"中体西术""东魂西技"的典型艺术杰作。     

北魏邢合姜墓石椁壁画赏析

邢合姜石椁内四壁及顶部均满绘佛教题材壁画,为北魏平城地区墓葬中首次发现,也是目前仅见的北魏石椁佛教壁画,填补了平城佛教壁画的空白,为研究长安和河西走廊的凉州甚至西域艺术传播到平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将邢合姜石椁所绘二佛并坐、罗睺罗因缘故事、婆薮仙等佛教图像与云冈石窟所雕佛教内容进行比较,以期找到更多大同北魏墓葬考古与云冈石窟开凿的研究切入点。     

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

陪葬敬陵的唐武惠妃墓石椁规模宏大,内外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其中的人物、乐舞、神兽、动植物纹带有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盛期的明显特征,也反映出墓主人的佛教信仰倾向,以及安排武惠妃葬式葬仪者的思想与感情,为研究唐代宫廷文化、宗教和文化融合等提供了珍贵材料。     

邹城卧虎山M2南石椁画像新探——兼议汉画中子路与西王母的组合关系

邹城卧虎山M2石椁墓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墓内南石椁的画像曾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石椁画像的布局和内容,得出以下结论 :内壁画像表现的是以升仙为中心的祥和场景,注重画像的叙事性和连贯性;外壁画像表达的是震慑鬼神的驱鬼主题,强调了布局的对称性和内涵的统一性。在第宅化特征下,该石椁将打鬼和升仙这两种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此外,画像中子路与西王母并不构成组合,对其他疑似二者组合画像的分析,表明子路并非西王母的配偶神。     

福建古代瓷器的佛教文化因素

<正>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化及世俗化,中国的陶瓷器的制作逐渐融入了佛教元素,在形制和纹饰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化中的佛像、力士、菩提、狮子和忍冬、莲花、宝相花、缠枝纹、垂云纹、八宝、杂宝等成为陶瓷器上的常见题材,受佛教艺术影响的     

北魏邢合姜石棺设计理念研究——兼论佛教对北魏丧葬的影响

邢合姜石椁墓出土于山西大同,因石椁周身四壁画满佛像成为“孤例”。石椁北壁“二佛并坐”图像体现出北魏的法华信仰,石椁南壁“七身坐佛”尊格属性为十方分身诸佛,起到“灭罪”、“增福”的作用。受佛教影响,北魏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葬制有佛教的火葬元素,且有七七斋、百日斋等斋祭活动。     

山西大同仝家湾北魏邢合姜墓石椁调查简报

2015年5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南仝家湾村清理了一座古代墓葬。该墓墓室基本不存,据迹象推测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坐北朝南,墓内仅余39块石椁及内部石棺床残件,未见其他随葬器物。经过清洗、修复,这些残件可拼合成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椁,石椁内四壁、顶部及椁门外两侧绘有释迦多宝、七佛、供养人、飞天等佛教壁画,布局完整。与石椁一同出土的还有1件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墓碑,墓主名邢合姜。该石椁不仅填补了平城佛教壁画的空白,也为研究长安和河西走廊的凉州甚至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平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代石葬具研究

石葬具是唐代棺椁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石葬具以石椁和石棺床为主,二者都在北朝开始出现,经隋代的发展,唐初开始成为皇亲贵胄的重要葬具。房形石椁使用者等级高于仅使用石棺床者,不同形制、尺寸、纹饰和精美程度的房形石椁也体现墓主的身份差异。房形石椁在安史之乱后消亡,仅石棺床依然流行,是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的直接结果。     

北朝粟特人大会中祆教色彩的新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解析

本文介绍了2012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具北朝石椁,并对其形制与图像加以分析。此石椁为单檐歇山顶仿木殿堂式结构,门口和四角浮雕胡人卫士。外壁满饰线刻,内容包括神禽异兽、仙人、畏兽、墓主夫妇、拜火祭司、胡汉乐舞、车马出行等,应是对粟特人袄教大会场景的表现。这具石椁反映了北朝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文化的交融,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天竺遗法在平城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与南亚在佛教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南亚的佛教雕刻与绘画技艺随之传入中土。2015年大同新出土的彩绘石椁板即用"天竺遗法"绘制而成。这种绘画技法应用广泛,印度阿旃陀石窟、斯里兰卡狮子岩壁画和中国新疆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等早期壁画都留有遗迹。据文献记载,"天竺遗法"在六世纪前半叶已传入南朝。新出土的彩绘佛像石椁板为北魏中后期遗存,由此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现存最早采用"天竺遗法"绘画的标本,比建康一乘寺"凹凸花"的绘制时间提早了约半个世纪。     

大同北魏墓葬中的房形椁

<正>1997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南郊智家堡沙场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北魏墓,出土一具房形石椁,这是大同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房形石椁。石椁由数十块砂岩料石拼合组成,外形接近木构建筑,单檐“人”字坡悬山顶,四壁、梁架及顶部绘有壁画,有墓主人宴饮、侍从、牛车鞍马图等。2000年,雁北师院宋绍祖墓房形石椁面世,仿木构建筑,结构精巧,外壁雕刻铺首衔环,内壁有绘画,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上)

1973年在陕西三原焦村发掘了贞观五年(631年)唐淮安靖王李寿墓。此墓总长44.4米,有长斜坡墓道,5个天井,装石门的甬道和长3.8、宽3.95、深10.5米的墓室。室内西侧出土石椁一具,外观呈面阔三间的歇山顶殿堂形,通高2.2、底长3.55、宽1.85米。西安地区的唐代大墓中常置石椁,如懿德太子、永泰公主、韦顼、韦洞、杨思勖等墓中的石椁还饰以精美的雕刻。但李寿石椁不仅时代早,而且刻的内容特别丰富,并带有写实意味,不像其他石椁之刻纹往往偏重装饰性。此石椁外壁施浅浮雕,除四神等辟邪祈福的图     

新发现的唐武令璋石椁和墓志

武令璋石椁为唐代石椁中最高等级的庑殿式结构,迄今唯在皇亲国戚或高官宠臣墓中出土过。石椁线刻的技艺精湛、题材丰富,有琵琶、吹箫、歌妓、胡腾乐舞、侍女以及卷草花叶等图案。乐舞内容占比例较大,作者推测其表现的是墓主生前的私家乐舞场景。墓志载墓主于天宝十三载葬于"统万城南二十里高原",如此,墓志资料也为统万城历史沿革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武惠妃墓石椁纹饰中的外来元素初探

唐武惠妃墓石椁上有精美繁复的纹饰,其中的半兽半鸟、半人半鸟、动物搏斗、伎乐、胡人御兽、骑兽胡人等纹饰反映了自魏晋南北朝至盛唐时期长时段中外文化交流之广度与深度,以及外来元素在流变过程中极其复杂的融合性特征.     

青花兰查体梵文盖罐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宣德青花兰查体梵文盖罐,是一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图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清代绘画》中册第155页) 该罐连盖通高28.7、口径19.7、底径24.7、盖口径22厘米。直口,口沿有下凹的浅槽,平肩、硕腹,腹以下微敛,平底,平顶园盖。此罐的奇特之处在于肩部突出的八个方形扳手,扳手上绘缠枝莲花纹。俯视罐上这八个扳手,好似佛教用器中的法轮。通体青花装饰,口外壁及肩上均绘海水纹,器外壁的主题纹饰为三周环写的兰查体梵文。罐足边绘一周仰莲瓣纹。罐内底中心,自左至右横书“大德吉祥场”五个篆字。盖外壁较直,饰以海水纹,盖里所绘纹饰与罐内底心相同,也自左向右篆书“大德吉祥场”。器里外施釉,釉质莹润,白中泛青,青花发色稳定,色泽鲜艳,兰料中泛黑褐色铁结晶斑点,字体规整,纹饰清晰。 明清时期,皇帝大都信奉佛、道教,并亲身参入佛、道教活动。在明清瓷器上反映佛、道教内容的纹饰或文字占有较大比例。宣德青花兰查体梵文罐,可能是皇家举行隆重的佛教仪式时设坛、祭祀所用的法器。此器历来深藏宫内,外人不得见。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     

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分析——以线刻人物画为主

1960~1972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性发掘了陪葬乾陵的唐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三墓不仅出土了以唐三彩为主的大量珍贵文物,还各出土精美石椁一具。作为唐代最高等级葬具的三具石椁不仅造型高大雄伟、尊贵典雅,而且在其内外壁上还刻绘有大量线刻画,精细传神,美不胜收。本文拟就这些线刻画的内容、题材、雕刻技法、构图技巧以及艺术成就等浅做分析。     

唐代舍利容器纹饰的文化内涵

唐代佛教文化鼎盛,佛教舍利容器纹饰内容复杂、题材多样,展示出印度与中国两种各具特色的纹饰图案“共冶一炉”的文化现象,既是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的缩影,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工艺美术和哲学观念领域交流融合、相互影响的实证。     

撒马儿罕的礼物：周全《狮子图》研究——兼谈中国古代狮子图像中的误解问题

周全《狮子图》呈现了真实狮子的样貌,代表了古代写实狮子绘画的最高水平。此图属于明代瑞应图中的一种,反映了成化时期撒马儿罕向明朝进献狮子的史实,是明代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通过考察中国狮子艺术的发展,可以发现此图实际上是对幅《狮子图》中的一件,《狻猊图》及田义墓牌坊狮子浮雕,则为我们分析佚失的对幅以及周全《狮子图》的原始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

虞弘墓石椁图像共54个相对独立的画面,被称为“狩猎”或与之相关的图像共15幅[1]。这些图像是否均为“狩猎”值得怀疑。如果在中西文化不同的背景下考察,这些图像应分为“搏斗”和“捕杀”两类。“搏斗”图像在石椁上占据醒目的位置,“捕杀”则是石椁上的附属图像。“捕杀”图中人物居主导地位,追捕着逃窜的动物。“搏斗”图中人与兽不分主次,甚至强弱难辨,双方都在攻击。显然制作者有意将两者区分,前者为狩猎图,后者如果也称之为狩猎,似乎是被误解了。可以断言,“搏斗”图像既不是单纯表现狩猎,表达的也不是普通人的勇敢行为,而带有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