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对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而言,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似乎颇为棘手。实际上,与北京改善关系是他们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如何避免美国国内保守阵营的攻击则是两人制定具体战术的出发点,至于蒋介石政权的反应则基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其加入联合国的步伐。而只要北京不让步,台北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就是必然的结局。     

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但直至 2 0世纪 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其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 6 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 ,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1949～1966年中国文物保护政策的历史考察

1949～1966年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步创立和发展时期。建国初期,针对大量文物流失和遭到破坏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起了文物保护的正常秩序;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有效解决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文物保护政策开始向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50年代后期文物保护被烙上了大跃进的痕迹。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60年代初期经过调整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时期出台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为有效地保护文物确立了政策依据和法规保障。     

1949-1966年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回顾

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一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浙江省博物馆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17年的努力调整和改造,成为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本文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     

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

二战爆发后,美国社会组织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依靠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规范构想。美国政府则并未重视人权议题,人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组织在此后掀起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提高人权议题的地位,这使得美国政府考虑融合社会组织的人权规范构想与主权规范原则。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其人权立场,极力否决拉美国家的人权提案,体现出美国借人权话语行使霸权的实质意图。最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多处涉及人权,奠定了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基础。但是,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围绕人权的争论凸显了宪章人权条款的复杂特征,这使得美国在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发展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The United Nations at Niagara: Borderlands Collaboration and Emerging Globalism

In 1946 a group of Western New York and Southern Ontario business leaders proposed locating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on Navy Island, Canadian territory in the Niagara River. One of the most visionary proposals ever to come from the region, it was a genuinely binational project, grounded in the symbolism of the peaceful relationship along the Niagara after the War of 1812. The proposal revealed a high level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Niagara region that had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shared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I. However, the region was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from its national and state/provincial cores as it struggled to integrate itself into an ever more globalized economy.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逐渐改变了过去“整体研究”的学术形式 ,掀起了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尽管这一学术转向尚存在诸多缺陷 ,但它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 ,不仅为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创新。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评析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国际环境保护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大会的召开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的环保主义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南北国家代表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几个主要焦点议题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原则。二是制订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

美国重视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是随着战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增而兴起的 ,美国对新中国的关注 ,目的是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而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这是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讨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     

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

1961年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或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 ;二是台湾对蒙古 (或称外蒙古 )加入联合国持何种态度。其中 ,后一种分歧是前一种分歧在新的基点上的继续 ,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美台矛盾的尖锐程度上 ,后者甚于前者。学术界对后一种分歧涉及较少 ,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