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

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 ,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 ,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明嘉靖初广东毁淫祠的局限及其原因考析

从事件的局限出发,考察士大夫阶层的"淫祠"观念及其禁毁淫祠的动机和目的,认为广东士大夫观念上既排斥异端,又主张"以神道设教",导致毁淫祠实施不彻底甚至变质;实践上却张扬儒家教化,贬抑民间信仰,忽略民众意志和需求,则使毁淫祠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最终成效有限。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读后

遍布城乡的祠神曾是宋代社会的重要景观,其信仰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由于近年来学术界对民间宗教的研究集中在经典文本和民间秘密教派、结社上,研究的时段又集中于明清,所以一直没有对两宋祠神信仰做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现。皮庆生的《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一书弥补了宋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王朝的正统标签历来为各种社会阶层所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地域环境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解读方式却颇有不同。保生大帝信仰盛行于东南沿海边陲,南宋时获得王朝的三次敕封,明清时期则一直未能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保生大帝信仰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在解读该信仰的正统性时,没有在祀典与淫祀之间划出一条界域分明的鸿沟,而是从当地保生大帝信仰的实际情况与边陲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来理解该信仰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凸显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道教对江西唐宋以来葬俗的影响

江西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属吴头楚尾地带,其俗多信巫尚鬼,好淫祀,此风一直沿续,“祈鬼之俗,习而未变”[1],“多尚黄好之教”[2]江西各府州略同：瑞州府“江汉之俗多尚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③建昌府“信鬼神,好淫把”。饶州府“其俗稍侈信巫鬼,下里尤甚”。神鬼信仰和巫师的活动,为道教在这里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唐宋以来,道教在江西广为传播,出现了许多道教“洞天福地”,如贵溪县的龙虎山、清江县的阁皂山、峡江县的玉筒山、新建县的西山等,龙虎山的上清宫、庐山的太平宫还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官观。由于道师装神弄鬼、符水治…     

明清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以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广西方志以《祀典》《祠祀》等篇目专门记录国家祀典和地方祠祀的相关信息,具体呈现了这一时期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祠祀体系在广西地区的基本格局。基于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中有关境内儒家祠祀的记载,可以窥见当地官方祠祀及社会礼俗的丰富图景,诠释地方祠祀体系所蕴含的礼乐教化与宗法制度框架,有利于理解儒家礼仪统摄下的地方知识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互动、共融的内在逻辑。     

从庙堂到民间：明清时期泰山文化之转变

泰山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次巨大转变。由于泰山国家祀典衰替,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促使泰山之上的活动主体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民间力量实际主导了泰山文化的走向。故这一时期,堪称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     

地域文化的悲情叙事——以汕尾陆丰地区鬼节为例

进入农历七月,陆丰大部分地区便进入了“鬼月”,整个“鬼月”,各地会举行一系列普遍而盛大的仪式,以普度孤魂野鬼。在长期而反复的仪式展演中,鬼节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表达着他们的悲悯情感和地域认同观念,并在整体上形塑了他们的地域性格,进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陆丰地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鬼节之盛,固然与民间信仰神秘的“后台”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节El本身所蕴含的区域历史与民众情感却应该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两淮盐业的历史脉络和深远影响

<正>我国海盐生产历史悠久,其中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黄海沿岸、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的两淮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海盐生产最发达地区之一。淮河以北的为淮北盐场,淮河以南的为淮南盐场,所产海盐称为淮盐,以“色白、粒大、干”著称,销售范围遍及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大部以及河南部分地区等。从“东楚有海盐之饶”到“两淮盐、天下咸”,千百年来两淮盐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东历代祀典及其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民间信仰的源头具多元化,有由岭南先民原始宗教演化而出,有随北方移民带入的神灵崇拜,有本地土生土长的神祗,也有受官方祀典的影响而张扬起来。这其中,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王权大于神权的特点制约,官方祀典的影响既长期又深刻。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清初的两淮运司盐政

两淮地区,东濒黄海,西接运河,南北长达千里,沿海地带有盐场二三十处,煮海为盐,成本少而产量丰,故“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行销三楚两江,延袤七、八     

论唐代的华山信仰

唐代的华山信仰 ,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很有典型性的个案。唐代民间的华山神崇拜 ,与久已成为封建国家的岳神祀典 ,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本文主要通过对保留民间信仰内容较为集中的唐五代笔记小说资料的爬梳清理 ,勾画出下层民众祭拜的华山神的本来面目 ,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深入探讨民间信仰产生根源及其演变的某些共同特征。     

生死问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

“尸变”故事在清代志怪小说和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清代社会中盛行的“停柩浮厝”的独特葬俗是“尸变”故事得以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故事本身则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灵肉、人鬼等概念的分类与理解;也揭示出清代社会“停柩浮厝”与“入土为安”两种相冲突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张力和社会压力。“尸变”故事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在面对逝者时普遍存在的怀念、不舍与厌恶、恐惧两种本能情感间的人性冲突。     

《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89元泰山信仰是以泰山本土诸神为崇拜对象的礼俗传统,既包含王朝国家祀典的内容,又与华北民众的生活习俗密切联系,学界对此多有关注。本书将华北区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探讨该区域泰山信仰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诸多变化及其境遇。全书分为六章,以报刊、档案、方志、民间宝卷及乡村访谈记录等为基础,从制度变革、文化冲突与日常生活互动的角度,着力论述泰山信仰在政治礼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正>济南盐场,并非山东济南市所属盐场,而是江苏省淮北盐区灌河两岸的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共用的历史称谓。济南盐场因经营管理采用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一些与最古老而又传统的两淮(淮南、淮北)盐区其它盐场乃至全国各盐区不同的特点。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