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淮盐务道员建置新考

盐务道员是明清政府为管理食盐产销设立的重要职官。万历末年,明廷为催征盐课以供辽饷,先后创设整饬、疏理两淮盐法道。天启以后,党争剧烈,道臣清理盐法成效不彰,崇祯朝致力恢复运司专管盐法的旧制。清代重新调整盐官制度,合并运使、盐道为“管盐法道运使”,又新设监管场产的“分巡盐务道”和职司岸销的“通省盐法道”。盐务道员由朝廷差遣官变为地方盐务机构,与专管盐课钱粮的运司衙门共同成为包衣盐差的直属办事机构。皇帝为独揽两淮利权,又令两江总督兼总理盐法,与包衣盐差相互制约。道光年间,盐差因整顿不力奉裁,盐政改归总督管理。咸同军兴以后,运司、盐道的职权被招商、督销等局侵夺,两淮利权遂归总督,成为晚清督臣专权的财政基础。     

从清代盐政的两次改革看票盐法的形成

清代两淮盐务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淮盐务改革剔除积弊,振兴盐业,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清代两淮地区的盐政体制经历了从清初的纲盐制到道光年间的票盐制,继而发展成循环转运制的历程。本文通过探究法论述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两次盐法改革的过程与关系,以期廓清清代票盐法的形成过程。     

运河之都的形成及其嬗替

淮安市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部、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这里作为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人工河段——邗沟入淮处,以及中运河的前身——古泗水入淮处,城市是完全因水运而产生、因运河而兴起的。而其“运河之都”地位的形成,则不仅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且得益于明清朝廷政治上的权衡决策及中央重要管理机构的驻节。淮安市的衰变嬗替亦与运河息息相关。以淮阴故城为中心,淮安城市的三点式肇兴今天的淮安市区,即是历史上通常说的“两淮”。历史上的“两淮”,大致有3种含义:一是泛指淮河南北的广大地区;二是指淮阴(元明清时期称清河县)、淮安(…     

汉口盐商的兴衰

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武汉建立了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纲法”制度后,在武汉从事食盐交易活动的盐商们曾经历了“十里通津驻盐艘”的黄金时代.到抗战胜利后,改为自由经销,取消了凭票运盐的制度,运销业务才进入完全衰落的时期.1617年,明政府采用了盐法道袁应振的建议,建立了垄断食盐运销的“纲法”制度,使当时的武汉地区成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淮南“纲盐”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再分销至全省各州县和湖南湘、资、沅、澧四水各口岸.由于盐船都泊于汉正街附近的汉水一带,所以盐商们也就在汉正街附近觅屋居住,逐渐形成正式的街巷——淮盐巷.清代,淮盐运销办法是由官府发给“引凭”,每“引”可贩盐364斤.乾隆年间,户部规定湖北、湖南两省的淮盐都在汉口分销,故而汉口镇的“盐务一     

两淮盐业的历史脉络和深远影响

<正>我国海盐生产历史悠久,其中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黄海沿岸、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的两淮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海盐生产最发达地区之一。淮河以北的为淮北盐场,淮河以南的为淮南盐场,所产海盐称为淮盐,以“色白、粒大、干”著称,销售范围遍及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大部以及河南部分地区等。从“东楚有海盐之饶”到“两淮盐、天下咸”,千百年来两淮盐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筹运花马池盐的往事

1940年抗战在相持中日显艰苦.由于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芦(长芦)盐、淮(两淮)盐运道断绝,特别是晋南解池盐场被日军攻占后,陕中、豫西、川北的食盐供应大为紧张.战争是全方位的,日寇有目的地控制盐产区,是因为盐是人人必需又没有代用品的"政治商品".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的缪秋杰是一位严谨干练的业务官员.缪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深知一旦闹起盐荒对军事和民情将产生严重后果.     

清代盐商报效与淮盐疲敝关系初探——以淮北盐法改革前为参考时空

<正>淮盐向为国家的重要税源。淮盐税收由产盐人所交的灶（场）税、盐商买取“盐窝”（即食盐专卖权）时一次性所交的“窝费”、贩销淮盐时所交的商税和其它杂项费用等构成。但自清顺治朝起,盐商又兴用白银向朝廷、官府报效以示感恩。有意味的是,淮盐商人（下称“淮商”）的这种报效伴随着康乾盛世而勃兴,却又随着淮盐疲敝渐至偃息。本文试图探讨清代淮商的报效与淮盐走向疲敝存在的某种关联。     

嘉靖《两淮盐法志》点校本

近日,由省志办、淮安市志办合作组织人员点校整理的嘉靖《两淮盐法志》点校本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志刊成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由两淮巡盐御史杨选、两淮都转运盐使陈暹修,举人史起蛰、张榘撰。全书分12卷,约30万字,资料丰赡,体例严整,全面翔实地记载了明嘉靖以前两淮盐务情况。     

李煦与两淮盐业

担任30年苏州织造的李煦,以其贵近身份,又五次八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与两淮盐业关系不浅。他在任期间,禁缉私盐,以保畅销;恤商恤灶,以保税课;甚至不惜为商人争取经济利益和商人子弟科考机会。李煦悉心筹划,多方措置,为禁戢私盐确保淮盐销售顺畅、盐课如额征缴,也为两淮灶户生计尤其是盐商实力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在清初两淮盐业史上居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沈葆桢淮盐复引始末

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晚清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婿,历任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等职。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其刚一抵任,一件令人头疼的麻烦事便找上门来——包括生产食盐的场商和运销食盐的营运商在内的两淮盐商,多次联名公禀,请沈葆桢收复淮盐引地。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郭正忠金代的盐务机构,包括盐务专司和兼理衙署两大统系。盐务专司,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统管产销的诸盐使司、分司及其下属场务;二是负责运销或征税的盐运司、盐税院、盐钱局等;三是缉查私鹾的巡捕司。兼理盐...     

民国时期盐务机构述略

民国时期盐务组织机构与近代海关组织机构一样,同时存在着两个组织系统,这种畸形的组织形式都是由于洋人插手中国事务造成的。加之盐务机构名称变更频繁,翻来复去,令人眼花缭乱。什么盐务局、盐政处、盐政局、盐务署、盐务总局、盐务管理局、盐税局、收税局、榷运局、督销局、官运局、盐运使署、盐运副使署、盐务稽核造报总所、盐务稽核总所、盐务稽核所、盐务稽核分所,等等。长期以来,     

“吴头楚尾”有多大

看过一些古籍与志书,见有称镇江为吴头楚尾的,有称南京、仪征及六合为吴头楚尾的,还有称芜湖、安庆及江西九江为吴头楚尾的。到底哪里才称得上是“吴头楚尾”地呢? 查阅权威性辞书,《辞源》解释为“今江西省北部,春秋时为吴楚两国接界之地,因称吴头楚尾,也称楚尾吴头”;《辞海》解释为“江西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述论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述论陈向阳洋务运动不仅引起了晚清技术的变革和工业的产生,也导致了晚清社会的变迁。社会组织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变迁的情形及其意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洋务运动的认识。一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是这一时期...     

试论明清苏北“海势东迁”与淮盐兴衰

明清时期苏北沿海滩地淤涨迅速,"海势东迁"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以及淮盐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重读历史文献、结合现代海岸研究,分析表明,"海势东迁"并非淮盐发展的抑制因素,反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盐作资源,产盐的自然环境条件没有本质改变;整体看,淮盐存在独特的"海势东迁—盐作资源演替(宜盐带东移)—移亭就卤"的发生机制,适应了海岸环境变化,在16至19世纪取得繁盛发展;包括清末淮南盐衰、淮北盐业崛起(或淮盐重心北移),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状况变化驱使的结果,并非"海势东迁"引发的盐作环境变化妨碍了淮南盐业发展,相反,"海势东迁"对淮北晒盐、淮南煎盐均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民国海军宿萨镇冰

萨镇冰（1859—1952年）,字鼎铭．闽县（今福州市）人,原籍雁门（今山西代县）．世居福州城内朱紫坊,幼时,曾住黄巷三年。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与解放初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末．历任“威远”、“康济”、“通济”、“海圻”舰长．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总制等职;     

丁宝桢改革盐务

丁宝桢，清光绪年间贵州织金县人，他不仅因沫慈掉太后的宠监安德海而出名，他还在调任四川总督期间，为了解决贵州人民吃盐的困难，首先改革了当时不合理的盐务制度，还惩罚了贪官和好商，发动集资捐款，重新修治了运盐到贵州的航道。当时贵州的盐全靠四川供应，由于战乱和地方政府的腐败，川盐一时难以通过水路运进贵州。一方面四川积压大量的盐，一方面贵州严重缺盐。丁宝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深入实地调查了解之后，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大胆地推行了盐务制度的改革，变“官督商运”为“官运商销”，并且设置了盐务总局，具体负责经办…     

清代徽州盐商江仲馨获利案例试析

明清时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 ?这是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问题。汪士信先生在这方面有开拓性的工作 ① 。笔者也曾分别就明万历、清乾隆和嘉道三个不同时期徽商所涉足的两淮盐利 ,作过尝试性数据分析② 。尽管这些分析仍是粗糙的 ,许多方面尚有待改进 ,但它已能排除徽州盐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牟取暴利的可能。江巧珍、周晓光二位先生 ,曾分别就嘉道时期徽州盐商江仲馨的经营案例作过研究③ 。该案例涉及商人在淮盐食销区的经营状况。虽因史料本身的限制 ,要对其获利情况作深入探讨尚有困难 ,但以此作为对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的讨论还是可以…     

民初央地关系走向与广东盐务双轨制的运作

盐务双轨制是指民国初年盐务运行中同时存在盐运司和稽核分所两套机构和制度。双轨制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盐运司牵制稽核分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使盐运司体制演变为地方截留盐税和与中央争夺财源的工具。南北对峙中,广东地方政府通过拉拢控制盐运使一职,或威胁干涉稽核制度,以此与中央展开博弈并套利。北京政府和稽核总所则为了维持自由贸易政策以保障盐务改革的成果,不断与地方大员和盐运司讨价还价。直到广东军政府控制盐税支配权,双轨体制终流于形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盐务双轨制在广东的运作不仅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走向,同时央地关系也左右着盐务双轨制的实际运作,由此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盐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