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记言和记事是先秦史官两种特定的载录方式,并由此形成先秦史籍中最初的两大基本体式——记言体和记事体;记言和记事之职最初分别由史官系统中的内史和大史职掌,而源自《汉书·艺文志》中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乃是一种对史官监察天子言行的修辞性说法,并非周代实有的史官建置.     

《春秋》观发微——以《春秋》经传为中心

通过对《春秋》书法体系的分析可以认定,孔子思想似乎包含有某种真实性观念,但绝对没有任何客观性意识。天人有序、中外有别、褒贬有道、隐讳有法、修辞有术这五个命题,总体性地否定了中国史官文化产生客观性意识的任何可能。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古代对秘书的要求高

历代统治者都清楚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的要求较高,能够背诵籍书(古文字)9000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大字典,全书收字不过9300多个。而史官要认     

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

西周王朝建立前后,一些曾在商王朝长期典掌文化事业的异姓家族相继进入姬周政权,并凭依其特有的文化优势世代担任大史、内史等官职。大批异姓史官的存在改变了周邦的文化结构,推动了商文化吸收融汇夏商文化的历史进程,为周代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察周王朝中异姓史官的文化活动与世官状况,追踪异姓史官家族迁徙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异姓史官在周代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将有助于我们对周代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作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     

从上博简《诗论》评析《木瓜》看周代贵族社交礼俗演变

由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载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我们发现周代贵族交往时互赠礼品的礼俗在春秋时期更加注重厚报、厚贿。孔子指出在贵族社交中币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古时已有的礼俗,并告知正确使用币帛礼物的方法,如果违背这种交往的方法,就会造成贪利争夺的恶果。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及借评《木瓜》所阐发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西周至春秋社会贵族社交礼俗的演变情况。     

《诗经》与周代服饰文化

《诗经》作为周代的诗歌总集,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到周代服饰方面的内容,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足够的重视。从《诗经》中的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周代服饰既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又是与那一时代的政治观念及审美意识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被视为周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了解周代的服饰化,《诗经》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用一套严格的史官制度,以保证史事的连绵不断的记注和撰述,这是我国古代史学—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和传统。史官制度在我国起源很早。《世本·作篇》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日:“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颉居其职。”这说明,在我国,打从文字一产生,便有了以记事为职的史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乍册”、“史”等字样,而刻甲骨文的“贞人”,也就是那时的史官。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的中央王朝有史     

<<春秋>>说例

古人解《春秋》,多以孔子作《春秋》的前提,目的是深入领会圣人垂教后世的褒贬大义,由此归纳出种种所谓义例。但《春秋》是否确曾经孔子改作,无从证实;前提既不可靠,由此得出的义例则更是想当然而已。其实,只须抛开成见,仔细阅读《春秋》,就可看出它就是鲁国历代官史官原始记录的汇编,但其中确实存在着能够贯通全经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是真正的《春秋》体例。本文仅从七个方面归纳了《春秋》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并对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诗中有诗"现象是指在诗篇结构内部组合有其他的既成诗篇。《诗经》的这一现象根源于当时诗篇在单位形态上具有的灵活性、相对性特点,并且关系到《诗经》诗篇在形成、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情形。"诗中有诗"现象与《诗经》学史上的"赋诗断章"、正考父校《商颂》、《武》诗篇章构成、"孔子删诗"等问题密切相关,关注这一现象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潘柽章、潘耒兄弟之明史学成就考述

明末清初史学家潘柽章、潘耒兄弟二人一生致力于明史的撰述工作。柽章撰《国史考异》、《明史记》,考证精审;《今乐府》为史诗性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潘耒应诏入明史馆,参与《明史》纂修,提出多项修史建议,堪为后世典范。二人毕生致力于明史研究的学术精神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民国壬戌浙西灾民沉浮写真——方赞修《勘灾杂咏》解说

民国十一年 (1 92 2年 )夏 ,浙东、浙西因暴雨而致山洪 ,史称“壬戌水灾”。淳安方赞修以省议员身份 ,两度亲历浙西勘察 ,触景感怀 ,于勘灾之余 ,作诗 6 5首 ,汇为《勘灾杂咏》一书。本文通过介绍这份新史料 ,具体展示了灾后浙西地区的生态变迁、经济损失、灾民心态、治安变化以及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措施。并随作者视线 ,探究了时人眼中灾民的生存困境和选择 ,以期更人性化地合理理解导致水灾的原因     

明末清初文人命运之管窥——侯方域生平考

侯方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之一,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名满天下。他早年交游广阔,与当时的一帮名士朝夕对酒作诗,品评当世人物,颇有济世之志。后来,因得罪了小人,自己落得四处飘零,又由于农民战争及清军的蹂躏,他的大部分好友都散去或死去;明清易代,他又成了夹缝中的遗民。他虽然英年早逝,但短暂的一生却历经巨变沧桑。     

王阳明乡治思想及实践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在社会控制实践中颇有建树的实干家,他在“知行合一”理念的指引下,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如果说他在贵阳龙场悟道期间是在做理论积淀,那么他在南赣期间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他社会控制思想的物化结果。王阳明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对乡民的行为控制。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初论

《花近楼诗存》是陈夔龙辞去直隶总督职务后在津沪租界十六年间创作并自编的系列诗集,时代虽已进入民国,但他秉持忠于前朝的封建道统,坚守士大夫的文化立场,并与同光体的代表诗人一起探索古典诗歌的各种形态,获得了同时代传统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尊重和认可。     

论纳兰词的思想境界

纳兰性德的词在清词中首屈一指,但在文学史中地位不高,大多源于人们认为纳兰词无病呻吟,思想境界不高。文章将纳兰词与李煜、晏几道、李清照的词作对比,展示其叛逆、纯真、旷达的积极面,认为文学史应该给他在我国词发展史上更高、更重要的地位。     

杨慎其人其书

《杨慎书法册》,册长38、宽28厘米,画心长32.5、宽23.5厘米,共九开,册页的封面和封底为蓝色封皮,题签为《杨升庵先生真迹》,现藏济南市博物馆。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弘治元年(1488年)生于京城,正德六年(1511年),在他     

五代王仁裕杂史小说著述考

创作宏富,以诗名世的五代王仁裕,秦州人。历一朝五国,生平经历颇为复杂。却因流传诗作较少,在文学史上很少被提及。本文依据史料书薄,对王仁裕杂史小说首次系统考述,以引起学者们对王仁裕杂史小说的注意与研究。     

梁武帝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编纂

《昭明选》的编纂可能主要是适应萧梁建国后政治教化方面“润色鸿业”的需要,但梁武帝本人的一些重学问、好策事的习尚,对《选》的选标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选》一书呈现典重雅正风格的重要原因。但梁武帝的情趣、好尚又是多元的,其诗歌创作受到晋宋以来乐府民歌的重要影响,沿袭的主要是鲍照、汤惠休那种轻艳、流丽的诗风,成为宫体诗的先导。而且,这种诗风在梁代不仅不曾中断,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玉台新咏》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