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布了召开国会年限

彭剑先生认为,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恐怕有些误解。 彭先生如此说法的根据有三点,一是清单条文中没有在哪一年召开国会的规定;二是宪政编查馆虽然认为筹备年限应以九年为期,但在奏折中没有说应该在哪一年召开国会。其实,这两点均不能作为否定宣布召开国会年限的根据。     

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

国会问题是清季预备立宪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预备立宪期间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国会问题展开的.1908年出台的九年筹备清单是对此后预备立宪的整体规划,对开国会前必须预备的事项分年列表,并规定每项事务的负责单位,责任明确,有助于预备立宪工作的展开.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按照这一清单,将在1916年召开国会,但笔者近来重新检索清单及相关文献,却发现该清单并没有公布开国会的年限,按照清单,开国会的时间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笔者一隅之见,敬请方家指正.     

清末宪政编查馆考察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筹备立宪”,中设置的一个新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等事宜。宪政编查馆是清王朝推行伪立宪的一个御用工具,但从客观上看,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拟就宪政编查馆的缘起、职掌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略的考察,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没有宣布开国会年限吗?——与彭剑博士商榷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刊登了彭剑博士《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一文,该文诚如其标题所示,旗帜鲜明地向一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文章对颁布九年清单诏书中含糊其辞的地方作了仔细分析,对清朝最高统治者宣布开国会年限时的心理状态予以充分关注,对清廷到时可能拖延国会召开的时间抱有特别警觉,这些都不无意义,但其中心论点并不成立。笔者认为,此一问题虽小,然事关历史真相,涉及清季以来的众多论著和无数学人,不可不辩。谨述所得,请高明公断。     

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没有宣布开国会年限吗?——与彭剑博士商榷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刊登了彭剑博士<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一文,该文诚如其标题所示,旗帜鲜明地向一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文章对颁布九年清单诏书中含糊其辞的地方作了仔细分析,对清朝最高统治者宣布开国会年限时的心理状态予以充分关注,对清廷到时可能拖延国会召开的时间抱有特别警觉,这些都不无意义,但其中心论点并不成立.笔者认为,此一问题虽小,然事关历史真相,涉及清季以来的众多论著和无数学人,不可不辩.谨述所得,请高明公断.     

清廷缩改预备立宪时间正误

1910年11月4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缩改预备立宪的时间。那么,清廷由原定的九年到底缩改为几年,现人撰著史书记述不一。有说“清廷宣布把原定九年的预备期缩为三年”。又有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其它专著如《近代中国史稿》,也有清廷“迫不得已允许缩短预备立宪期,将九年改为五年”的同样记述。以上两种记述均有误。清廷曾于1908年8月27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颁谕:“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     

杨度：从帝制骨干到中共特科秘密党员

曾经的帝制骨干, 转变为爱国勇士 杨度,字皙子,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从懂事时即人私塾学习,聪明伶俐,学习优秀。1902年杨度自费去日本留学,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而回国。次年获朝廷保送再度赴日留学,专攻各国宪法与政体学。1907年奉清政府特召回国,替代清末出国考查宪政的五大臣撰写两篇奏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并因此当上清末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官,四品顶戴花翎。1908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杨度随即丢官。     

张国淦与地方志

现代史学家张国淦,生平对地方志事业颇有建树,从事方志工作成就卓著,尤其为河北、黑龙江与湖北家乡等地的方志纂修做出了光辉的贡献.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字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侨居安徽,游学豫燕.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举人,又二年考取内阁中书.三十一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后改名“宪政编查馆”),是时国淦     

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

清末"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     

一省之议会:咨议局性质发微

岑春煊1907年建议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其后江苏绅士与安徽官绅所设计的咨议局,虽然在本质上都不是完全的议会机构,但设计者都将其定位为"全省"的机关,而非"地方"的机关。法部在批评岑氏的时候,更是提出,必须先建立地方议会,才能建立省议会,地方议会是咨议局的基础。1908年出台的通行全国的《咨议局章程》,将咨议局定位为"一省之议会"。在上奏《咨议局章程》的奏折中,在与于式枚辩难的过程中,宪政编查馆都强调,由于中国的行省不同于各国的"地方",咨议局不同于各国的地方议会,而是中国特有的省议会。清季对议会系统的规划,是国会、省议会与地方议会,而非国会与地方议会。今人多将咨议局称为地方议会,实错解了当时制度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咨议局与山西政治现代化

1907年,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在本省设立咨议局,这是其颁布预备立宪国策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以后清政府的宪政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山西省在进行一年筹备后,于1909年正式成立省咨议局。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机构在山西省的开端,对山西省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从新政治机构山西省咨议局的建立和山西省政治民主因素的增加来考察咨议局对山西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筹议研究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从改定官制入手。两个月后,中央官制的改革方案颁布实施,但地方官制的改革方案却一再难产,迟迟不能颁布。在筹备地方官制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中的各种势力围绕着应该即改还是缓改,应该大改还是小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其中既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包含了对改革方案可行性的考虑。直到次年7月,正式改革方案《各省官制通则》终于在折衷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得以确定公布,然而正因为其在制订时有意规避了种种复杂的问题,故而在时人眼中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试办方案。     

蒲伯英撰书《杨府君夫人合葬墓表》试析

广安县文化馆收藏有蒲伯英撰书隶体《杨府君夫人合葬墓表》(见图),系宣纸质一堂共三幅,每幅纵198、横38厘米。表凡15行,共432字,其文对研究四川军阀史和军阀杨森身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其书法亦别具特色,为金石书家称誉之。蒲伯英即蒲殿俊(1875～1934年),字伯英,号雪园,又字沚庵,笔名止水,四川广安浓洄镇百仓沟人。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幼谙儒学,16岁时应童子试,为文思路敏捷,论说鞭辟入微,弱冠入泮。22岁取拔贡,已是词章书法,名噪省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赴京参加朝考,被录取为甲辰科进士,授刑部主事,次年官费选送其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梅谦法政大学。归国后,提倡新学,曾在广安开设紫金精舍,培育人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北京任法部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34岁的蒲伯英被选为议长。次年,他创办《蜀报》,自任社长,利用该报在四川输入新思想、新知识,报道国内大事,介绍外国科学论著,发表时     

《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

论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动机和《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制定过程做了进一步探究。研究显示,清政府制定国籍法,是顺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多重动机。解决荷印华侨国籍问题,可谓是清末国籍法诞生的催化剂。在国籍法制定过程中,清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最终完成法条的制定工作非常仓促。修订法律馆最先拟成国籍条例草案说帖,而后完成《国籍条例草案》。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修改,最后定稿为《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东方杂志》等报刊刊载的《中国国籍法草案》不是《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应为《国籍条例草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应为会签本,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则为上奏本。     

《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初考——以稿本中的两种书目为中心

傅斯年图书馆藏《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十六册,未曾见学者讨论过。此稿本为阮元旧藏底稿,极有可能曾入况周颐之手,后辗转被耶稣会中华省获得,并最终入藏傅斯年图书馆。它包含《待刊书目》《待购书目》以及选录自前人笔记的经史考辨条目等几个部分,其中删改校对,皆是阮元亲笔,具有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从《待刊书目》可知《文选楼丛书》原先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刊刻计划,后因遭遇变故而中辍,通过此目还可窥见阮元独特的文学史眼光及同现今文学史体系不同的诸多观念。两册《待购书目》不是同一时期所写,其成册当在道光二十五年之后,而且阮元罗列了不少女性著作和士人编纂的女性总集,这除了与当时女性文学繁荣的背景有关之外,与阮元自己对女性作家及女性著作的重视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