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租界时期鼓浪屿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与华人参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两方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并于1903年5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从此时开始至1945年中国政府收回鼓浪屿,整整42年,鼓浪屿都处在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租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这一期间,鼓浪屿的华侨华人社刚组织,议政参政,对提高华人在租界中的地位,争得并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团组织,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其有华人参与,已是在54年之后。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之后,由买办虞洽卿等人发起,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华人商团之鼻祖。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骥附万国商团,成为其中一支,变该组织之族群隔绝为华洋共存。华员群体始有83人,后不断壮大,经不懈努力,破除种种之束缚,渐有平等之地位。1932年10月,华人于万国商团设置翻译队。1942年9月,终随万国商团之解散而复员。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上海城市史上居于独特地位,亦是许多其他华人商团效仿的典范。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选举闹剧

租界,是殖民地的产物,向有“国中之国”之称,帝国主义凭借其在租界特权,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公共租界,一般为几国所共有,因此租界内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便成为租界内各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于敌手,时上海公共租界内英美日尚未成为敌国,但日本侵略者为独霸其在租界内的权益,于1940年掀起了一场选举董事之闹剧。阴谋、利诱、枪杀……接踵而来。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如此折腾,不能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火柴大王”刘鸿生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惟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这是胡厥文先生对刘鸿生—生成就和品格的精炼概括和高度评价。 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1906年在圣约翰大学辍学后,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会审公廨及意籍律师穆安     

上海滩1号汽车牌照给了谁

正上海是我国第一座行驶汽车的城市。清末民初曾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汽车牌照之战。1901年,一位名叫李恩时(Leinz)的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入了上海,第一辆卖给了上海滩的大富翁宁波巨商周湘云家族,第二辆售给了英国籍犹太富豪哈同。1902年1月20日,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例会上     

城市地下空间的变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排污系统时空特征研究（1862—1941）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意大利工业区与华人的双重挑战

论文分析了全球性竞争压力对工业区适应机制的影响及工业区的竞争优势以及工业区内部形成的华人经济的潜在威胁,探讨了在新的条件下将这种威胁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的可能性。认为华人经济的特殊优势使华人企业越来越活跃,但却使当地企业日益萎缩。这反过来又促使当地经济整体进行转型;华人企业家的某些优势在于其跨地区和跨国网络;华人移民对其祖籍国潜在商业伙伴的能力和品德有深度了解,如果能发挥中介作用,意大利当地企业就能使其工业生产及产品销售国际化。     

侵华日军秘密役使囚犯修筑浙江嵊泗军事设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营井喜三郎、本田清一先后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当时称刑务所长;日本称监狱为刑务所),不久,他们还从日本调来十余人充任     

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几个特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两大民族的关系呈现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政府的华人政策相对宽松,民族关系总体而言比较和谐;二是马来人享有法定特权。华人谋求民族平等比在其他国家更难;三是民族纠纷连绵不断,且呈越演越烈之势。本文认为：尽管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不算特别尖锐,但由于马、华两族法律地位的不同,以及从“马来人特权”这个大原则指导下必然出现的施政偏差,马、华两族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仍会不时出现,并对两族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租界独立”:五卅外方调查中的各方权斗与大国博弈

五卅调查所引发的"租界独立"问题,表面看是工部局谋求政治地位,实为公使团与工部局权力的争夺和拉锯。而大国政治博弈的历史和现实纠缠隐乎其后,揭示了列强团而不结,联而不盟的实际状况。大国之间为调解矛盾,重新确立秩序,举行司法调查,影响了五卅惨案的历史走向。     

《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

国民革命时期,上海五洲大药房总经理的英文秘书邵芾棠以F.D.Z.之名,频繁投书《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栏目,阐发其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主张,引起该报外侨读者的重视与反击。1924年国内反帝废约之声渐起,邵芾棠以反驳外侨所谓中国"排外主义"盛行的观点,初登《北华捷报》。此后,他批评外侨针对中国文明的论调,其维护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与外侨抱持的文化优越感形成鲜明对比。北伐开始后,邵氏在报端愈战愈勇。他驳斥西方读者贬抑国民革命的观点,彰明普通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心声,并呼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作出变革,从而触及外侨在华的核心利益。诸多外侨读者撰文回击邵氏,这些言论适与时人批评的"上海心理"形成参照。邵芾棠与外侨读者的互动,体现了国民革命时期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外侨顽固的殖民者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