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钱穆的两部重要史著,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读全然不同。解构两书不同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对比其对史料、史事的选择、解读的差异,可以考察钱氏治史风格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     

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

<正>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     

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借助于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方视角的研究特点,将历史视为认知地方的知识背景。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对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构建及其路径演进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及其变迁。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

宋朝建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与要求,服务于新的时代,人们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围绕与宋太祖、宋太宗相关的史事,出现了一系列造假与虚构现象,具体表现为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来塑造宋太祖的神圣、仁德形象以及满足统治阶层利益博弈的需要等。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虽然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伪造与虚构史事问题的出现,但却为伪造与虚构史事提供了可能,而统治者对历史编纂的干预、普通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史学素养、一些史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坚持不彻底等因素,则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皇明启运录》与明兴史事的书写

陈建《皇明启运录》是继吴朴《龙飞纪略》之后,第二部系统记载明太祖一朝史事的私修编年史,也是明代中期士人藉以了解明初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启运录》的编撰,并非如成说所谓以《龙飞纪略》为蓝本,而是基本上未参考吴著,独立撰成。它的成书,主要体现了明代史学不断积累与发展的内在脉络。《启运录》博采群籍,包括官修史乘、杂史、方志、文集乃至小说家言,但并未参考《明实录》。它对史事考辨不甚措意,其史料取舍主要围绕"开国"的主题和资治的宗旨,为了表彰人物和论说事理的需要,常常不严格遵守编年体的体例,有时甚至对历史进行有意无意的建构。《启运录》对明兴史事的书写,反映了明代中期政治与学术的某些面相。     

逝去的艺术——西夏建筑

七百多年前,一个曾经在我国西北地区称雄近二百年,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西夏王朝,在蒙古军的铁骑下灰飞烟灭。历史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叹息,还有追忆、寻觅、探游……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

刘贺墓主椁室西室最西侧的漆盒内,出土有记述刘贺去世后海昏侯国除史事的诏书,即《海昏侯国除诏书》。诏书现存较为完整的木牍10枚和残牍16枚。完整木牍长约23、宽约3厘米,单面书写,背面有序号,根据序号推测原应不少于25枚。本文根据汉代公文流程与海昏侯史事的相关记载,对诏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复原。该诏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刘贺家族与海昏侯国的历史、汉代官文书制度与汉代诸王列侯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     

史官的厄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     

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评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

最近,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送给我5本张建伟同志写的关于晚清历史的“历史报告”,要我看看书中所写的史事是否准确。据他说书中所述史事令人“震惊”。我因为时间有限,只看了其中一     

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

方志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往往使用特定的模式。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记载的贞孝节烈四种类型女性,其身份、行为甚至言论都各自遵循相应的书写模式,以构建出符合官方理学教化标准的历史文本。通过方志中模式化的女性历史书写可以看出,方志作为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其历史书写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只能让渡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而相对于方志中历史书写构建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的构建过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事实"。     

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宏观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从一封家信谈起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83年9月,给我授过课的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送给我他的一本新著——《岳飞传》。他对历史编撰的两种倾向有一评论：官史偏于溢恶,家史偏于溢美。此话用在岳飞身上十分公正。它的普遍意义,则提醒人们书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客观。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古人的“橡皮擦”

写错了字,就得重头再写。如果是考卷,随意涂抹总是会影响卷面整洁,今天人们可以用涂改液,那古人怎么办？秦汉以前,竹简木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如果在竹木上写错了字,人们会求助于—种特殊的文具——“书刀”。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书讯

正曹金成著《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全书30.5万字。元末陈桱所撰《通鉴续编》一书在多方采择史料的基础上,以编年式的纲目体裁,详细记载了蒙元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篇幅不算很大,却是最值得重视的内容。特别是其中正面记述蒙元政权史事的段落,成文于明修《元史》之前,可以视为元朝人编写的本朝史,     

书讯

正曹金成著《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全书30.5万字。元末陈桱所撰《通鉴续编》一书在多方采择史料的基础上,以编年式的纲目体裁,详细记载了蒙元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篇幅不算很大,却是最值得重视的内容。特别是其中正面记述蒙元政权史事的段落,成文于明修《元史》之前,可以视为元朝人编写的本朝史,     

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

有关先秦历史人物的史事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历着史官记载——口述史——史官再记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人会因音近而出现异名,其事可能会有所增益或失真。纠缠不已的"曹刿—曹沫"的相关问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上博简第四册《曹沫之陈》篇,曹刿、曹沫的本字""或"蔑"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先秦时期人物史事流传与演变的这一特点。这对于认识先秦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