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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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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4)
清前期的东三省俸饷,作为京饷之一,由户部直接承担。顺康年间,东三省俸饷约85万两,至乾隆年间,略有增加,保持在120万两左右,并持续到嘉道年间。咸丰以前,户部都能按时足额拨付东三省俸饷。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户部筹拨巨额战饷,从咸丰三年(1853)起,将东三省俸饷由京饷改为协饷,从各省关拨解。咸同年间,户部指拨的东三省俸饷每年只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光绪元年,清廷同意每年筹拨"东三省的饷" 70万,但几年后,亦予减拨,直到光绪末年不再拨解吉林的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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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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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看到西方列强多采用金本位制,而新疆财政专恃协饷,遇有协饷不足且不能按时汇到时,即无法应付。又因帝俄以其金币居奇,而新疆本地亦产砂金,于是于五月奏请采购砂金试铸金币,“辅助饷糈之不济,顾市面之流通”,故币名“饷金”。铸币工作由王树楠派巡检蔡世长等四人,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督匠铸造。当时铸造的金币分一钱、二钱两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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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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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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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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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财政困窘和社会恐慌,政权岌岌可危。在外债无望的情势下,"爱国公债"成了支撑危局的希望。在推行之初,亲贵们被要求带头捐输,其后则演变为强制捐输。但在战和未定的情势下,除少数亲贵热心捐输外,大多数都意图敷衍了事,这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亲贵因而声名狼藉。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的反应似被放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这一现象既折射了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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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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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2)
嘉庆时期,在全国财政日趋支绌的背景下,作为协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协饷在运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围绕如何节省新疆的协饷支出,清朝廷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展开了多次讨论。就结果而言,除岁需协济规模稍有增加外,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前后变动不大,基本以延续旧制为完结。与此同时,新疆地区在财政层面无法自给的内在限制与脆弱性开始显现,且始终没有获得解决或者纾解,为此后道光年间"回疆"地区的边防与治理危机埋下了伏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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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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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藩司王树楠在迪化郊外的水磨沟机器局(兵工厂)中设立银元局,开始用现代机器铸造银元。这种银元名为“饷银”。取名的由来是因为新疆是我国西北部的边境省区,驻防的军队较多,军饷开支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故内地各省拨解来的财政补助款叫协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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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史丛刊》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于2010年10月20日上午在贵阳隆重举行。
《贵州文史丛刊》由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主管,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办。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在1979年恢复后,时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刘镕铸与何祖岳、俞百巍等老同志针对贵州缺乏学术性文史期刊的现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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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王树楠调任新疆布政使,主管财政、经济,命布政司署自制库秤,统一官制度衡,并在迪化水磨沟设铸币局,铸造饷银、饷金、印官票(即老龙票)。由于其铸造的银币是用内地各省拨来的财政补助银“协饷”为原料,且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故被称为饷银。迪化银圆局所铸之饷银是新疆货币史上最早的机铸银币。在新疆钱币铸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模具的雕工亦是当时新疆银币中最精美的。众所周知,新疆银币以品种繁多、版式庞杂著称。而作为新疆最早的机铸银币的饷银系列银币中版式最繁多的则要数饷银五钱了。本文即是对饷银五钱作的一些初浅探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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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不久,贵州处于封建军阀统治时期。这时的贵州尚未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特别是承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经济掠夺。同全国一样,贵州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发展生产、抵制洋货、振兴经济的攸关省运、国运的重大问题。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桐梓系军阀毛光翔主政的贵州省政府,接国民政府明令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指示,指令由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和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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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灿,号曜寰。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898年1月1日)生于贵州赤水。祖父萧玉兰,前清贡士。父亲萧世英,曾在沙市某地任厘金委员(税务局长),因拒绝上级索贿被免职。从此捐案仕途,安于田园生活。萧灿是长子,从小热爱劳动、刻苦勤俭。赤水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回乡担任小学数理教员,深受学生欢迎。县教育界前辈傅凤珩见萧灿事业心强教学有方,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