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船棺墓与新都木椁墓出土印章的研究

蒲江船棺墓与新都木椁墓出土印章的研究吴怡在四川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印章。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这些青铜印章大致可以分成汉字印和巴蜀符号印等几类。印章的印文也可以分为符号文和篆书字体等几种。在有的巴蜀青铜印章的印文中已经出现了汉...     

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小议

四川茂县牟托石棺一号墓从墓葬规模、随葬器物数量和奢华程度等方面来看,均属第一.关于该墓的时代、文化因素、墓主族属,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其中墓主族属应为最主要的问题.该墓的石棺顶部放置1件青铜罍和1件甬钟,而罍、钟为蜀文化最重要的礼器.另,墓中出土小彩石亦为蜀文化所特有;“尚五”、“享五”似为蜀王特权,不能以该墓随葬器物中不见五件一组的成套组合,就否定其为蜀人墓.     

巴蜀符号的变迁及其性质分析

巴蜀符号主要发现在东周时期巴蜀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和青铜印章上面。依据不同载体,分析了巴蜀符号的特征与演变。不同功能的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类型差异明显,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是有明确的区分,说明它们的性质、功能应该有所区别。青铜兵器上巴蜀符号可能与古蜀的古老传说和信仰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相信其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兵器的神奇威力。印章上的符号可能象征吉祥的喻意,活人佩戴有护身符的性质,随葬于墓中有护佑死者的作用。青铜工具上的符号最大可能是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标识性徽记。     

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考察

巴蜀文化中双戈戟形符号出现于战国中晚期,流行时间较短。双戈戟形符号应是对双戈戟的摹写,在战国中、晚期与多戈戟实物的流行相始终。双戈戟形符号只见于铜剑与铜矛上,与■、■、■等符号构成专属性组合。此符号的使用者有巴人,也有蜀人,很可能不是“族”的标志或个人的名号。多数器物的符号组合数量较多,其表达的含义比较复杂。这类符号组合有明显的组合次序,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巴蜀符号组合应该具备有超越图语作为文字的功能。     

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

四川巴蜀时期的印章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汉字印和巴蜀符号印。前者由于出土于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遗存单位,或有共存的巴蜀文物,而得以确定其归属;后者由于独特的符号内容而与一般的先秦"肖形玺"或"图形玺"相区分。三十多年来,出土的巴蜀印章续有增加,但目前系统的整理研究工作还作得不够。巴蜀符号印章的源流如何?它们与汉字印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功用怎样?它们在"巴蜀符号"整体系统中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解决。本文     

古蜀地存在过拚音文字——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盉盖考

巴蜀文化的地方特点相当强烈,特别是古蜀文化,它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四川盆地的特有文化。在四川地区战国时期出土的器物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一般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其形态特征与常见的纹饰不同,与汉字(甲骨文、金文)也没有什么联系。 《蜀王本纪》说蜀之古代,“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今人也说,“早期的蜀文化遗物中并没有发现古蜀文字的遗迹”。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巴蜀印章试探

在中国大陆上最早使用印章的民族就是巴族。公元前两千年纪 ,巴族在贸易活动中必须使用印章 ,因为巴族是商业民族。近年在湖北省香炉石遗址发现的两枚陶印就是其实例。这些陶印是中国最早的实用印章。这些巴族陶印是巴族看印纹陶的技术得到启发作出的。公元前 6世纪以后出现的所谓巴蜀印章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成立的。但是 ,巴蜀印章不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这个时代 ,巴族已不是商业民族了。巴蜀时代 ,巴蜀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其一是图像文字 ,还有一种是表音文字。图像文字是巴蜀民族独自创造的图画文字 ,是铭文专用的。而表音文字是受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影响成立的。这种文字是表示语言的、是当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在巴蜀印章的印面上用的是图画文字和符号。这些都含蓄表示“吉祥”、“侥幸”、“辟邪”等意义。中国东部地区的汉字印章是受巴蜀印章的影响而出现的。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

夏饷铺鄂国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新店乡,2012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现发掘。M19、M20处于墓地中部,两墓并列。M19出土铜、玉、陶等随葬器物共232件,M20出土铜、玉等随葬器物75件。根据墓葬位置关系、出土器物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等分析,可推测M19、M20为夫妻异穴合葬墓,M19为鄂侯墓,M20为鄂侯夫人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M19、M20为研究两周时期鄂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武威雷台M1出土银印识读及墓主身份探索

武威雷台M1墓主一直未有定论。受黄展岳先生"在探求雷台汉墓墓主这一问题上,确应着力抓住四枚银印和铜马题记这两项带有重要标志的遗物"思路的启发,本研究利用M1出土四枚印章的高清图像识读印文分别为"安西将军章""镇西将军章""车骑将军章""骠骑将军章"。从东汉晚期至晋代,与武威或凉州有关的人物中唯有张轨曾拥有"安西将军""镇西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四个将军号,故推断武威擂台M1墓主为张轨。     

河南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西周墓的清理

2001年7月至2002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市区南部李家窑村西的李家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这里介绍的两座墓M24和M26,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属于西周晚期小型贵族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61件,包括铜、陶、石、骨、蚌等种类,为研究豫西地区西周时期中小型墓葬的形制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

夏饷铺鄂国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新店乡,2012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现发掘。M7、M16处于墓地中部,两墓并列,间距3米。M7出土铜、玉、漆木等随葬器物共309件,M16出土141件。根据墓葬位置关系、出土器物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等分析,可推测M7、M16为夫妻异穴合葬墓,M7为鄂侯墓,M16为鄂侯夫人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中段。M7、M16为研究两周时期鄂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墓主及年代

如同安阳殷墟5号墓(妇好墓)对于殷商文化的研究一样,太原金胜村251号墓的发掘,对促进晋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该墓形制大,积石积炭,出土器物丰富,为山西所仅见。关于晋文化的研究,在春秋时期,有下阙如: 1.在M251之前,仅侯马上马M13、长治分水岭M269、M270、长子M7四墓规模可观,据研究墓主身份不过“大夫”级,显然与晋国这一代霸主的地位不相适应。     

重庆市万州区瓦子坪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

2004年10—11月,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山东博物馆考古队对重庆万州区瓦子坪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墓葬11座,除铜钱外出土各类器物268件（套）。11座墓葬中有西汉墓1座、东汉墓7座、六朝墓3座,现选取典型墓葬M11、M7和M2进行详细介绍。M11为西汉土坑墓,形制简单,出土器物以仿铜陶礼器组合为主;M7为典型的东汉晚期墓,出土陶器种类丰富;M2为六朝墓,出土器物主要是青瓷器。这些墓葬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为峡江地区汉至六朝时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风徐来 古韵今生——清代十二扇面诗词碑刻

扇面石刻碑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画、诗词、印章等文化符号篆刻于石碑扇面之上,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符号。虽不及水墨丹青、墨书朱印的扇面艺术般绚丽多彩,但石碑扇面经过书丹和镌刻相结合加工艺术的处理也是熠熠生辉。所谓“纸无千年寿,碑能万年存”,扇面碑于其方寸之间集成了书法、诗赋、雕刻、篆刻等文化艺术符号,有着较高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     

考古背景中的巴蜀符号

对于东周秦汉时期流行于四川盆地的巴蜀符号,除了研究其自身的形态、种类、组合外,考察它们产生、流行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出土背景应有助于认识符号的性质以及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巴蜀符号可能是族徽,四川盆地内重要墓葬出土的符号显示出它们产生和分布的特点,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关联。由巴蜀符号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构建四川盆地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图景。     

试论什邡城关墓地的分期与年代

什邡城关先后共发掘出了98座古代墓葬,均为坚穴土坑墓,分为船棺墓、木椁墓、木板墓和无葬具墓四类;其中89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1096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根据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可将其中82座墓分为六期十段,年代上限到春秋时期,下限为公元前1世纪中下叶,即西汉前期。反映了巴蜀文化与秦汉文化此消彼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