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丹阳研究的新进展——读《楚都丹阳探索》

正楚是周代诸侯中的主要大国之一。楚在南方的发展,将南方地区不同来源、面貌各异的族群与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楚人与楚文化。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又经秦末战乱后,西汉建立,承秦制、融楚俗,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入主关中,将秦、楚文化及关东诸国的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因此楚文化是汉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楚与秦汉漆器的几个问题

关于楚与秦、汉漆器的源流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有着一种影响面很广的推测,认为“秦漆器工艺可能就是在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从某种角度上讲,秦汉漆器工艺可能就是楚国漆器工艺的继续。①”一些同志以推测为依据,将秦、汉漆器中最富典型特征的器物当作为楚漆器,用作为研究楚文化艺术风格以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②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楚与秦汉漆器的源流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西汉皇后葬地研究

西汉时期享受过皇后待遇的女性达20人,她们的葬地分为帝陵、帝陵附近、汉长安城周边及其它地区四种情况。传统与西汉帝陵制度、皇后的身份变化、葬俗及皇帝的情感均对皇后葬地具有影响,其中前两种因素发挥主要作用。葬制与葬地并不对应,皇后死亡时的身份决定着她们的葬制。     

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

湖北江陵纪南城为楚国都城,在该城址周边楚墓中出土了约13件青铜"越式鼎",时代始于战国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这批墓葬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显示其葬制以楚文化特征为主,但部分墓葬随葬品的越式风格浓郁。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认为此为楚化的越人或其后裔墓葬,他们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批楚化的越人可能在楚国军队之中担任军士,或以巫觋身份参与了当地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并有着与楚人彼此认同的宇宙观、灵魂观和祭祀习俗。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     

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

渔阳墓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咸嘉湖西侧,陵园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墓的东、西、南面均有一个外藏坑,呈"品"字形。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封土、墓道、墓坑、墓室四部分组成。虽经多次盗掘,但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漆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该墓采用的是"题凑"葬制,而且多件漆器上有"渔阳"题记。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早期汉皇室的一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嫁给长沙王。     

中国古代的玉蝉

作为汉代主要葬玉之一的琀蝉,在史前时期主要发现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并且主要出土于瓮棺葬的底部,应该与某种丧葬仪式或灵魂观有关。汉代以前,“蝉”是楚文化地区的称呼,中原地区称为螗蜩、蜋蜩等,再给合楚地发达的巫文化、鬼神观念,推测中原地区的琀蝉,不仅其形态,而且其作为葬玉的功能,可能主要是来源于楚文化。     

淮河流域中小型西汉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考古发现的淮河流域中小型西汉墓葬数量十分丰富,墓葬形制多样,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亦较丰富。对随葬器物所表现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淮河流域中小型西汉墓葬主要包含了西汉核心区文化、西汉地方性文化、楚文化、秦文化、越文化和韩文化等特征,各文化因素在西汉时期由并存逐渐地趋于同一,楚、秦、韩和越等文化因素逐渐消失。     

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

楚、巴两国相邻,文化交流频繁,楚国逐渐占领了巴国今忠县以东的长江沿岸地盘,曾经设立巫郡和黔中郡,这些地区楚文化占绝对优势。由于楚人和巴人交错杂居,因此楚文化吸收了巴文化的釜、鼎及花边口沿装饰等因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峡区类型"。楚文化的辐射范围很广,渝东地区和嘉陵江流域巴人遗存中普遍存在着楚文化因素,包括楚式青铜器、铁器和陶器等器物,从楚文化因素的分布范围、各种器物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到战国中期,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处于鼎盛时期,到战国晚期,秦灭巴、蜀,楚人逐渐退出峡江地区,楚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楚文化的西渐,客观上促进了巴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快了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     

从“汉无礼乐”看西汉诸侯王墓葬

在已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中,大量墓葬存在"玉衣"、"题凑"等方面与帝王"同制"的现象,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针对这种"乱象",在重新审察西汉礼制制订实施情况后可知,其根本原因是西汉礼制主要承袭秦制,并没有依据西汉情况制定全面严格的礼制,出现了王鸣盛所说的"汉无礼乐"现象,加上厚葬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大量诸侯王墓葬与帝王"同制"。     

汉代的婚丧习俗与楚文化

中国民间有"红白喜事"之说,婚姻丧葬乃是社会习俗的重要纽成部分。先秦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特色,也鲜明地反映在婚丧习俗上。秦柞苦短,亡秦则楚,以楚人为主体建立的汉朝,因统治者乐楚俗而振楚风,楚文化乃在汉初复兴,一些楚风楚谷也广流天下。楚国婚丧习俗的内容十分丰富,但较为突出的方面,则表现为婚姻的比较自由开放和丧葬的信鬼侈靡。这对汉代婚丧习俗的影响颇大。另外,楚道家进步的丧葬观念,也在汉代逐渐深入人心,经汉人倡扬而指导着人们自觉地批判社会恶习,改易传统风俗。一、婚俗入汉之后,因天下统一,社会安定,生产…     

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

西汉十一位皇帝,除文帝葬霸陵,宣帝葬杜陵外,其余九位皇帝都葬在咸阳。丧葬制度是当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反映,汉代帝陵制度对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陵墓制度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而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即西汉帝陵的安排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实行“公墓”制与“昭穆”制的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以下异议,以祈指正。一、西汉帝陵没有实行“公墓”制据《周礼》记载,族葬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一种叫“邦墓”。“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葬,归家人掌管。“邦墓”是“万民所葬地”,归…     

从汉墓出土“遣策”看西汉服饰

"遣策"中有关服饰的记录是真实的西汉服饰名称的记录。本文在对汉墓出土"遣策"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有关西汉服饰的几点认识:西汉较为普遍的服饰称谓主要有"襌衣"、"複衣"、"裳"、"裤"、"襦"、"袭"、"袍"等;西汉服装已经有"楚服"和"汉服"之分;"巾"、"帻"在西汉中晚期即已出现;"袍"的称谓在西汉早期已出现;"襜褕"的称谓在西汉中晚期仍在使用;"遣策"中似乎均缺失关于死者随身所穿的衣物的记录;以死者生前所穿衣物为敛服或随葬的现象普遍。     

出土文献与楚族起源研究

楚族起源与早期楚文化的发展是目前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自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楚族起源的专门研究开始,形成了"东来说"、"西来说"、"土著说"、"北来说"四种观点。学者们各有支持,但楚族起源的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定论。随着新蔡葛陵楚简、清华简《楚居》等新材料不断出土,学者们开始利用最新的出土文字资料,找出楚族起源的新证据。结合传世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判断,楚族起源的"北来说"相比其他各说较为合理。     

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

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邱东联近年来,随着楚墓资料的扩充,楚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日益扩展。楚墓中的人殉,特别是大量的俑葬构成了楚墓区别于中原东周墓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拟对楚墓中的人殉和涌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楚丧葬制度的进一步研...     

关于河南淅川楚墓的若干参考意见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群的发掘,从楚文化考古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楚墓考古发掘,自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长沙第一次进行科学发掘,并编写出版了《长沙发掘报告》,为楚文化考古带上了路之后,在三十多年里,于曾经是楚国疆域之内的各地,配合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发掘的楚墓,已经有好几千座。但这许多楚墓里:一、发掘的墓绝大多数是在以荆州、长沙为中心的两湖盆地。     

昆仑与阊阖、天门：长沙汉初漆棺图像整体考察

长沙出土的西汉前期满绘图像的两具漆棺(砂子塘一号墓外棺、马王堆一号墓第三重棺)整体上表现的是以昆仑为中心的升天信仰,漆棺各个板面上的图像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表达了西汉前期楚地已经形成的"阊阖—昆仑—天门—天界(天帝)"的升天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可能延续自战国晚期的楚文化,经过一些调整和发展后,对整个汉代的信仰和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楚文化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楚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楚文化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从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开始的,此次共发掘160余座墓葬,其中战国楚墓73座~([1])。湖南省博物馆又在长沙先后发掘了千余座楚墓~([2])。当时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开始把春秋楚墓与战国楚墓区别开来,将鬲、盂、罐组合的墓定为春秋时期,将鼎、敦、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时期,将鼎、盒、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晚期或西汉初年。这是最早对楚墓的分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楚墓的分期多参照此标准。     

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

(一)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以出土文物确凿地证明了一、二、三号墓是西汉初被封为鞅侯的长沙国丞相利苍夫妇及其子三人的墓葬。据研究,三号墓主是利苍的儿子。他死于汉文帝十二年,时年三十多岁。此人当是袭爵軑侯的利的兄弟。他干过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葬制和墓中出土的随葬明器来看,可以肯定也是有官爵的。     

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目 次 一 岭南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综述 二 西汉前期东瓯、闽越、长沙国与先秦越国高等级墓葬举要 三 南越国高等级墓葬形制特点与族属探讨 四 余论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南越、骆(雒)越、西瓯等越人族群的势力范围.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之后,除了偏居浙东南的东瓯,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是楚文化的势力范围.而五岭阻隔下的岭南,还处在各有种姓、自有君长的百越时代.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的,是以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越式青铜兵器和工具、底铺石子或有腰坑的竖穴土坑墓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越人风貌为主,但楚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断逾岭南下,影响着岭南越人的固有传统,如大量楚式青铜器的出现,正是岭北楚文化南下的表现.真正使岭南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秦征岭南和汉平南越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公元前214年秦定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将岭南纳入秦帝国的政治版图.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郡尉赵佗趁乱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自此不仅使岭南从政权统治上重新归属中央王朝,而且从经济、文化上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渐趋统一,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原汉文化裹挟着荆楚文化迅猛南进,并与当地越文化角力、最终融合一统的时期.本文拟从辨析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丧葬习俗和文化内涵上考察这一历程,藉此更深刻地理解秦汉岭南华化的进程.     

荆州博物馆馆藏部分金器

荆州博物馆收藏有出土、传世各类文物十万余件.除举世闻名的楚国丝绸,楚、汉简牍,精美的楚、汉漆木器和西汉男尸等文物外,藏品中还有很多传世文物,不为世人所知.如明清时期的榕木家具、瓷器、玉器、书画、金银饰品等.为让人们了解明清时期的文化遗产,本文现就馆藏的部分金首饰和金生活器皿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