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的结构性扩张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迅速发展,呈结构性扩张态势,其支撑因素是报务、机要人员的增加以及制度的完善。在此过程中,新晋的无线通信使用者、报务和机要人员、制度之间存在的张力,使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面临安全和效率的问题,在外在压力增强的情况下,问题逐渐演变成危机。     

西柏坡时期的机要电讯保密

西柏坡时期的保密工作 自1947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各地委、军分区和大区人民政府、专署一级人民政府,都处于大转移、大变动中。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下级向上级的请示报告,多采取电报形式。在西柏坡,党中央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亦是通过电报。电报成为重要的联络工具,党的保密工作也主要以保障机要电讯的安全为重点展开。     

八路军新四军的苏北整编始末

八路军新四军的整编在历史上并不常见,历来关于两军抗战功绩的争论屡见不鲜。文章以两军在苏北的一次成功整编为视角,分析了两军整编的背景、原因、初次整编的尝试以及正式整编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突出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高瞻远瞩和灵活有效的工作策略。     

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的缘起与逐步实现

将新四军、八路军在武装上连成一体,打通南北地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改编组建之初就存在的构想,其关乎抗日战争胜利的格局与性质,以及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成败未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八路军"连通"战略构想中,两军在南北同时发展,会合华中,在努力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依据国际国内军事政治态势的变化,或以新四军为主,或以八路军为主,或抓住时机两军主力南北同时对进而实施。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目标最终在陈毅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主力在苏北胜利会师而正式宣告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经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张从未面世的彭雪枫结婚照

拍照片的是新四军四师当年的青年科长吴起春（60年改名吴晨平）同志,时间是1941年9月25日。吴起春及夫人杨欣明与我父亲王正明均是新四军四师的战友。1940年4月,吴起春奉命从——五师来到新四军第六支队（后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的麾下,     

还八路军、新四军一个真实的帽徽

<正>《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这两部军事题材电视剧热播荧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美中不足的是,两部电视剧都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帽帽徽上出现了错误。先请看《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电视剧中的两幅画面:(图一、图二)《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剧照中八路军、新四军军帽均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分单帽和棉帽。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帽围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八路军军帽主要为土黄色,新四军军帽多为灰色。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军

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正确评价东北军。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铜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但国土大部沦陷,云南成为抗战军需用铜唯一的供给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组建"滇北矿务局","彻底管理"云南铜业,有效整合云南铜矿资源,把云南铜业完全纳入国家军事战略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积极措施,使云南军需铜材产量大幅提升,保证了抗战的铜材需求,有力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也在抗战期间得到极大提升,加快了云南矿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抗日战争时期的兵险

中央信托局举办的战时兵险为国内外重要抗战物资的运输及后方工矿生产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得以安心运输与生产.大量兵险法规章则的制订与施行表明当时经济部门对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非常重视.战时兵险的运作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且与其他财经措施相互配合,产生了超出"保险"以外的稳定效应.国营、民营保险机构精诚合作,共同经营战时兵险.这种互利双赢的模式说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除了基于利益矛盾的冲突,还有其他可能的面向,而这是学界以往所忽视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合作农场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运动。其中合作农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形式。本文根据山西省保德县所藏原始档案,对这种合作形式作了一定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农业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一、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农业发展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的农业经济有过一次飞跃发展,并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总体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史学

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以抗敌御侮为学术主旨,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面向大众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展开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其学术活动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也使史学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豫北天门会

抗战爆发后,天门会在豫北突然复兴,迅速庞大,成为华北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枪会组织。天门会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对边缘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复兴与终结,体现了中共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成功,也反映了枪会历史的一般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工矿业的分期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的工矿业是一个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的问题之一。由于这方面资料的欠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远未达到深入的层次。对其发展的过程也是粗略的分为两个阶段。笔者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湖南工矿业至少应当分为四个时期:过渡期、兴盛期、衰落期、消亡期。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民间教派

西北地区(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的民间教派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影响较大。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势力及日伪势力等多种力量并存。各派势力相互制衡,此消彼长,异常纠结,加之社会状况不良,政局动荡不安,致民间教派井喷式发展。各种教派在时局影响及各派力量牵制主导下发生变化:一是教义发生变化,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二是整体出现分化,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些变化对各派军事、政治力量的发展均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对西北地区抗战的进程及社会发展模式等多方面造成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省会计人员训练班

赴鲁山应招前后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会计超然独立”之制。其内容包括：会计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由各级会计主管机构决定;对会计人员的考核奖惩由会计主管机构及会计所在单位“双重管理”;会计不得兼任出纳或办理现金收支;会计按照会计制度及财务预算执行并监督所在单位的财务收支事项,同时对会计主管机构及所在单位负责;会计人员调免必须交代清楚后始准离职。     

抗战胜利后鄂豫边区“三路会师”与中原部队的战略转移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发生变化,力量逐步向北方倾斜,地处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河南军区承担起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使命。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进一步整合第五师和河南军区,抵达粤北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也在向鄂豫边区靠拢,“三路会师”的计划初步浮现。河南军区因自身原因迟迟未能南下,三五九旅却越过重围北上。随着第五师出兵桐柏,“三路会师”成功。中共中央希望会师后新组建的中原军区坚守河南,继续牵制国民党军,但中原局因财政困难希望转移部队。在中共中央的坚持下,中原局指挥的战役虽然屡屡获胜,但整体面临的危机却日趋严重。随着财政困难和国民党军队增兵,中原部队最终决定向大别山甚至新四军军部转移,以保存自身力量,避免陷入困境。国共停战协议签订后,部队转移也随之中止。从会师前到会师后,三支部队和中原军区为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

本以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资料”中的往来信件为主要史料,重点分析西安事变后他与蒋介石、宋美龄、戴笠及前东北军将领的关系,描述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软禁生活、思想变迁与人际交往的基本状况,揭示由此折射出的国民党内特殊的政治生存与人际关系,以期加深对张学良生平与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