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明代州县官吏的设置在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详上略下、言尊弃卑的缺陷．对州县官多是语焉不详．州县官以下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的。州县政治体制中,州县官及州县官以下的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官吏按职权利责．可分为六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但与州县行政体系有关,还关系到州县政治的运营机制。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

本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基于萧公权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与史实,结合文本分析,对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主题再作探讨,在三个问题上展开论述:一、萧著的背景与动机;二、萧著的方法及其渊源;三、萧著在学界之反响.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胡培翚《仪礼正义》校勘考论

胡培翚《仪礼正义》继承了以往《仪礼》学校勘的优秀成果.该书选用《仪礼》唐石经、清黄丕烈重刻宋严州单注本(严本)作为校勘底本,并用多种《仪礼》善本作参本,本着"宁详无略,用郑氏家法"、"详载各本经注异同"之校勘原则,综合使用多种校勘方法,为《仪礼》经、注文字的勘正作出了较大贡献.该书校勘特色鲜明,在校勘中能广采众本,并断...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清代州县官交代研究

官员间的交代是新官上任的第一要务,州县官作为基层长官,职责广泛,其具体交代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从钱粮到仓储再到司法等,面面俱到。清朝时期我国州县制度继续发展,在继承以往制度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清政府根据各地州县的不同情况,对某些地区州县官交代内容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体现了清廷执政的因地制宜。     

“施于有政”——黎恂评传

清代贵州遵义人黎恂,进士出身,为官二十余年,不过州县主官,晚年升云南东川府巧家厅同知,方至五品,却未赴任而辞官归籍养老。黎恂也是贵州文化学界公认的贵州重要文化史阶段——"沙滩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其生平事迹,民国《贵州通志》、民国《续遵义府志》均有列传可查。但其在云南为州县官的十六年,叙述颇有不清者。今查云南诸府州县志,得黎恂云南仕宦履历、事迹颇为清晰,又其所著《运铜纪程》一书则揭示其心理甚多,于是黎恂一生之情怀与追求可以毕览。"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孔子教诲,是其家风,亦是其毕生所信、所行者。类似黎恂这样情怀与才干兼备的基层官员而不得升迁,是清廷政治之哀,亦是当今之深可鉴者。     

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北宋九域图志所考

九域图志所,是北宋王朝设置的负责图经管理与编纂的实体机构,在方志历史上尚属首次。隋唐期间,图经由职方司收掌,而编纂时则可能命官领衔成之。到了北宋,三馆、秘阁不仅成为删定图经的临时场所,也逐渐担负起管理图经之职。徽宗大观元年(1107),九域图志所成立,隶于秘书省,至宣和二年(1120)被撤销,仅存在了13年。九域图志所由详定、参详及多名编修官组成,详定由侍从官出任,编修官也需进士出身,有地方仕宦经历,并由中书堂除任。     

同光年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嬗变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捐纳、保举的扩张,州县候选人员激增,流品混杂。与此同时,各省督抚选用州县官常常不拘文法,突破成例。在上述背景下,清廷力图从多方面进行整顿,但多不能行。这一时期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化虽然只是在旧制基础上的渐变,然而这些问题却成为清末新政时期铨选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因。     

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

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康乾时期东莞县“盐入粮丁”与州县盐政的运作

州县在清代盐政和保障盐税征收中至为重要,负有地方通商疏引的职责,朝廷对州县官也有严格的盐法考成。但由于清代制度设计中地方州县没有独立地位,因此在盐政的日常运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康乾时期广东东莞县"盐入粮丁"(将盐课派入田亩)的事件,就是在上级政策与州县实际之间的矛盾激发下进行制度调整的结果,是一个从不符合朝廷盐法,到在州县的日常运作中逐渐得到默许的政策。这一过程表明,州县官在盐法考成的压力下,时常借助时势变化和对制度的因应利用,通过寻求州县与上层制度之间的博弈点和利益契机,达到适时调整地方盐法的目的,从而保障有清一代盐政的有效运作和盐税的正常完纳。     

从县域治理视角看康雍乾永定河水灾治理

清代康雍乾时期对永定河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大规模治理。为保障治理效能,还以制度化的设官营治取代了原先应急式的临危救治,从督抚到厅汛的河务专官,再到州县官员的权责都进行了重新划定,并在实践中根据需要不断地动态调整。其间,基层县域的协同治理被日渐重视并被逐步纳入到治河的制度化保障之中。永定河县域治理职责的层层落实、逐步细化,展示了相关制度在实践摸索中的救弊迁改,这种责权归一、协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河务专官与地方州县权无统属的弊端,提高了永定河的治理效能。但由于沿河州县的佐贰官被委任为专职的河工汛员的同时还兼职州县,也造成在朝廷整体的河流治理中地方上权责过重,从而使得地方官员对本人政绩和本地利益的强烈追求,影响了朝廷整体治河方略在州县的贯彻执行。从县域层面反思这一体制的设立与调整,优点与不足,对后世的灾荒救治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续修志书几个问题的探讨

修正首轮志书的差错,办法多种多样。作根据实践经验,阐述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对详今明古提出异议,认为用详今明古代替详今略古,在逻辑上、含义上都欠准确。作强调在坚持地方志编纂工作体制的同时,仍需不断改革和完善,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试论明代州县官吏

明王朝是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地方权力控制相当严密。这不仅表现在中央削弱了地方独立性的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地方行政机构的日益完善。在此基础上,作为相对稳定的州县行政区划,从主官、佐贰、首领官到司吏、攒典、胥役的权责规定更加具体,考课更加细密,由他们所组成的行政组织得到了全面强化。这不但使组织体系更加完备,而且对官吏本人的控制也更加严密。因此,在专制主义大帝国内,众多的州县官吏构成了一个特别而多彩的——州县官吏世界。     

二轮修志应做到“远近同详略”

在我们这个业界,经常会听到“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说法,即志稿对离现今时间越近的着墨越多,描述越详,记载越细;离现今时间越远的则反之。说得清楚一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是志书编修的一种手法。对于这种编修手法,我们要具体分析运用,不宜不动脑筋、不假思索地一概照搬照套于志书的编纂之中。     

读浙江省《天台县志（1989～2000）》杂感

2007年1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省《天台县志（1989～2000）》,卷首3编,专志30编,以丛录、大事类编殿后,外加索引和编后记,实为续志中的佳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体例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因地制宜、继承创新、斟酌损益编纂而成。它系统地记载天台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社会风貌等方面。详独略同,详俗略政,详近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