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探析

殉人现象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徐州的狮子山楚王陵墓、广州的南越王墓等。狮子山楚王陵墓墓道内发现陪葬墓1座,墓室内2座。其中位于墓道内陪葬墓未被盗扰,出土印文为"食官监印"的铜印一方。据此,发掘者及相关研究学者多将其称为"食官监"陪葬墓,认为墓主为负责楚王饮食的食官监。该陪葬墓出土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出土器物数量及组合说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与"食官监"一职不甚相符。因此,墓主生前当有更高的职位。墓葬内出土一方无字玉印,玉印原应朱书或墨书官职名称,此印或能代表墓主生前最高身份。     

徐州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系列讲座之三)

一、徐州子房山三座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1.墓葬的发现与墓主身份1976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子房山发现二座汉墓,分别编号为 M1和 M2。1977年又在同地发现一座汉墓,编号为 M3。三座墓都是在子房山西麓的石灰岩上凿成。三墓中除 M2墓主为中年男性外,另两座墓因尸骨已腐而无法辨别性别。经考,三座墓的埋葬年代均在西汉早期,具体时间可定在汉武帝之前的吕后至文景时期(公元前182年至前140年间),墓主均为一家族成员,其身份应是当地楚王国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三座墓中的 M2时代稍晚于 M1和 M3,     

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出土金饰的金珠工艺研究

正2017年3～9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对河南省宝丰县杨庄镇小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一座唐墓保存较为完好,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及金银饰品~([1])。虽然此墓墓志多已漫漶不清,缺少对墓主身份的更多信息,但此墓出土金饰的等级无疑是非常高的。通过资料比对发现,小店唐墓出土的金钗与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错彩镂金——陕西珍藏中国古代金银器"展览上展出的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唐代掐丝珠化金钗首相似度极高~([2]),但前者更为精美,包金、掐丝、金珠、镶嵌工艺同时出现,     

江西南昌市出土明代阌乡县君朱氏墓

1983年2月,南昌市郊塘山公社塘山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市博物馆筹备组闻讯后即刻派员赶往现场。该墓为券顶砖石结构,短甬道,单室,系一座明代墓葬,惜早年被盗。清理后出土“大明阌乡县君圹志铭”一盒,为我们确认墓主身份、了解墓主生平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另出土遗物有金凤挑心一支,金凤穿牡丹鬓簪一对,镶蓝宝石金戒指一只。     

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

3座墓均为东晋王氏家族墓。此前,南京市博物馆曾在象山王氏墓地发掘过7座墓葬。 3座墓都出土了砖刻或石刻墓志,8号墓墓主为丹杨令骑都尉王(人山)之;9号墓墓主为振威将军、鄱阳太守王建之及其妻刘媚子;10号墓墓志残损,墓主身份不明。两方石墓志刻工精美,书体隶中带篆意;两方砖墓志刻工较潦草,书作为隶书中带有楷风。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黄秧嘴明墓发掘简报

2015年6月至8月,为配合鸣庄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贵州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黄秧嘴的明墓实施抢救性发掘。共发掘4座石室墓,其中M2为三室石墓,出土两座墓碑,由此知此墓有两位女性,其一为明代播州土司杨爱次女,另一墓主为"淑人田氏",因其墓碑下半部残损而身份不明。墓葬腰坑内出土了放置于荷叶盖银盆里的银质四神,为贵州土司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3年5~6月,朝阳市博物馆与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联合对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杜杖子村的一座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仿木结构的弧边方形单室穹隆顶砖室墓。此墓未经盗扰,出土陶、瓷、铜、铁器等随葬器物。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墓葬的时代应为辽代早、中期,且墓主应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可能是地方官吏或家境殷实的士绅。     

洛阳北窑M120墓主人的身份及相关问题

洛阳北窑Ｍ１２０墓主人的身份及相关问题陈新献本１９７１年,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作坊区内西侧发掘一座西周初期的墓葬①,编号为１２０,墓内出土铜器内铭文多有“登乍尊彝”的字样,故名“登墓”。该墓出土铜器具有殷商铜器的特征。弄清这座墓主人的身份...     

马鞍山市宋山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考

宋山墓是马鞍山市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的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     

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

宋山墓(MASSM1)是马鞍山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     

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

2002年仪征新集螃蟹地发现一座新莽时期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铜器、漆器等,由铜器铭文推知墓主为汉代广陵国贵族,此墓为研究西汉晚期广陵国文化、经济、丧葬习俗及铜器制造工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当阳两戈铭文考

湖北当阳县河溶公社赵家湖附近一带为一重要的古墓区,据宜昌地区考古队初步探查,埋藏的古墓数以千计,由于配合赵家湖排灌工程的急需,仅掘清理二百多座古墓,(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出土不少器物,铜兵器特别精美,其中43—45号墓出土两件错金铭文的铜戈《文物》一九八○年1期95页已作了报导,对于研究墓葬年代,墓主身份,以及历史地理问题,都有重要价值.两戈出土时,曾应宜昌地区考古队之邀,对戈铭作过考释(即报导的释文)至于铭文的价值、年代、地理以及两墓墓主的身份和楚之关系,报导均未涉及,故抒管见,以供讨论.     

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

3座砖室墓,墓主均为广平李氏,墓中都出土了有纪年的墓志。M1墓主为李缉,葬于东晋升平元年(357年);M2墓主为李繤及其妻武氏,合葬于宁康三年(375年);M3墓主李摹,亦葬于升平元年(357年)。此3座墓形制相同,排列有序,应是同时建造的。从墓的排列位署看,李缉应为长辈,李繤、李摹则为同辈兄弟。     

陕西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发掘简报

2017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雁翔路以西、孟村以南约570米处清理2座保存较好的小型元墓(编号M7、M8),两墓均未出土纪年文字。与以往周边发现的元墓对比,其时代当处于元代中期,墓主身份应为中小地主。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

2011年上半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随州市博物馆对叶家山西周墓地进行了发掘。目前已发掘墓葬63座、马坑1座,出土铜器、陶器、原始瓷器、漆器、玉石器等共739件(套),其中铜器325件(套),部分铜器铸有铭文,有的铜器上铭曾侯或曾侯谏。此次报道的M1、M2、M27是墓地中的较大型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且3座墓均出土了成组的铜礼器。根据随葬器物和铜器铭文判断,此墓地为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M1的年代大体在西周成王或康王时期,墓主可能是师;M2的年代大体在康昭之世,墓主可能是曾侯谏的媿姓妻子;M27的年代似应在昭王晚期或昭穆之际,墓主可能是白生或其夫人。此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及曾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郑韩故城新郑市二中唐墓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配合新郑市二中的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了两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唐代砖室墓,出土了一批较为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号墓除出土了铜、瓷、陶等不同质料的文物外,还出土了一合石质墓誌。墓誌中清楚地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并有明确的纪年——至德二载,从而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两座唐墓的发现,对我们研究郑韩故城的历史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

2010年4月发掘的白鹭洲战国墓M566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墓葬中出土一椁三重棺,以及铜器、仿铜陶礼器、漆木器及玉器等随葬品。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大夫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此墓葬的发掘丰富了战国时期皖西地区楚墓的研究资料,对研究安徽地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

1975年7月初,金坛县茅麓公社向阳大队发现一座南宋时期的墓葬,出土一批重要文物,尸体保存完整。据墓内一卷补中太学生牒文记载,墓主为周瑀,身份为太学生。一墓葬位置和结构金坛县茅麓公社向阳大队,位于镇江地区金坛和句容县交界的茅山东麓丘陵地带,东距金坛县城三十公里,周瑀墓就在该大队黑龙岗的东向坡上。     

河南南阳拆迁办东汉墓M23发掘简报

2000年2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拆迁办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81座。其中M23为一座大型穹窿顶砖室墓,墓葬虽经盗扰,仍出土了陶、铜、铅、铁、石等质地器物共70余件。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墓主身份较尊贵。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南阳地区的葬俗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