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前后的冯玉祥

草亭秘议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成为继袁世凯、段祺瑞以后的突出人物.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当时除孙中山、张作霖和卢永祥三角同盟之外,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对吴佩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一场政变在酝酿之中.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康有为在西安

康有为是保皇党的首领,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戊戌政变中虽遭到惨重失败,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没有改变。当直系军阀一战败皖,再战败奉,吴佩孚正在洛阳呼风唤雨的时候,康有为曾以游览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曾努力寻求同中国的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进行合作。达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却很少有人论及。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了犹未了:法政纠结下“罗文干案”的庭审结局

罗文干案是牵动北洋政治全局且与外交瓜葛密切的大案。案件固然有被告涉嫌触犯刑律作为实体,但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也未可忽略。直系内部"保派"谋求推倒"洛派"内阁的政争是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不过被告的无罪宣判并不意味着案件了结,奥款合同善后问题谈判在直系统治崩盘后得以继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奥款展期合同造成的200余万镑损失,反证当初检厅控告罗案被告渎职损害国家利益等罪,并非子虚。     

孙中山与皖、奉军阀建立同盟的动因及影响初探

孙中山晚年政治活动中多与中国近代军阀有所联系,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关,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并分割中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孙中山为了能进一步的瓦解军阀势力,与皖、奉军阀建立了"三角反直同盟",这是孙中山坚决反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客观的加速了近代军阀覆灭的速度,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与越飞关于直奉军阀的谈判

一、越飞联吴孙文联张 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２日,越飞以“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自莫斯科来到北京,其任务为谈判中俄建交、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苏俄外蒙驻军等事宜。任务未成,越飞即于次年（１９２３年）１月６日离京赴沪,与孙中山会谈,２６日发表联合声明,２７日去东京。 此时中国局势,仍是内江不已。１９２２年直奉战争后,直胜奉败,奉系首领张作霖退回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华南方面,孙中山原开府广州,与奉张、皖段有同盟之约,共抗直系。这年６月,陈炯明兵变,孙脱险登永丰舰,指挥讨陈失利,８月１４日来到…     

民国大腕交恶史之“直皖大战”

自古以来,朋比为奸、党同伐异这八个字,勾画出了多少政治痞子的丑恶嘴脸。派系、朋党这东西,与封建宗法制度有很深的渊源,是封建制的土壤里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衍生品,民国政治本质上是王权政治、集团政治,因此它的主要内容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派系征讨。民国政治之凶险,当推北洋军阀内部之争,而北洋内争,开始自直皖相争。直皖之争直接演化为直皖大战,最终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而直系军人曹锟、吴佩孚等扶摇直上,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中控制权柄。我不拟叙述直皖战争的惨烈场面和兵戎相见的刀光剑影,战争是政治矛盾斗争激化到质变的产物,是政治斗争的高级形态。而作为战争之前一阶段的谋划与筹议,才最可见出战争双方或几方,即政治的几个对立面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才最可以见出各类政治家、权术家、谋略家的诡智与才谋。兵法云,上将伐谋。研究北洋政客们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方式,应当从他们的权谋中着眼。     

武汉“吴公馆”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生前有两个知名的公馆,一个是洛阳公馆,另一个是武汉公馆。这两个公馆见证了吴佩孚政治生涯的一起一落、一沉一浮。 洛阳公馆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期间于民国8年8月设立。吴佩孚精通周易八卦、奇门遁术,会算命看风水,他把公馆定在洛阳这个九朝古都显然是有其特殊目的和意义的。吴公馆原址是袁世凯的一个行宫,位于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     

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几个问题

1924年孙中山北上是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发展与延伸。那么,除了应皖奉军阀邀请之外,孙中山本人对北上是否有深刻的思想动机?他的思想动机与国民党人实现中央革命的设想、与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与谋求建立中日俄东方同盟各有什么关系?孙中山北上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史实真相如何?以及孙中山北上之得失又如何评价?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抑孙袒陈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     

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北伐期间,奉系与蒋介石曾有过三次和谈.第一次,奉蒋达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共识;第二次,在阎锡山斡旋下,蒋介石要求奉系改名易帜,为奉张所拒绝;第三次,蒋受津浦路军事失败与宁汉分裂的影响,同意奉系先军事后政治的方案,并意图形成奉晋宁三角同盟的局面.然而,在即将达成协议时,三角同盟因蒋介石下野和张宗昌搅局而夭折.透过谈判过程中的诸多史实,不仅再现了北伐时期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问题的考量与策略,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南北军政实体互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２０年代初，苏俄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要与中国建交并维护苏俄在华利益。为此，苏俄在中国选择能协助其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合作者。苏俄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组成亲俄政府，最终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既在中国找到了革命伙伴，又在自己最关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找到了解决出路。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五四前,直皖斗争主要表现为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五四运动发生后,吴佩孚乘时崛起,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派势力的依托力量,直皖的派系斗争融汇于人民反对皖系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得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