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法币改革。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标志着中国货币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的转变,消除了通货紧缩,提高了法币的国际信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换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实行的政策,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应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美国和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4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采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着如下观点,即把币制改革视作英国同美国争夺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产物。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就美国而言,同这次币制改革固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正是美国对中     

法币·金元券·银元券

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的数十年间,为了稳定财政金融,挽救经济危机,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币制改革”,发行过三种纸币,即法币、金元券和银元券。法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商品市场上使用的货币极其混乱,银两、银元、铜币和纸币并行流通,仅发行纸币的银行就有三十多家。在这些众多、杂乱的货币中,以银两和银元为其主体,实行着“银本位制”。这种货币极不统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国际上美国高价购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金融紧缩,济经萧条。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摆脱危机,遂于1935年11月3日正式发布了改革币制的布告。     

抗战时期中日秘密“伪钞战”

为配合军事侵略 日本发起“伪钞战” 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

1935年的法币政策,将几十年议而不决的币制改革付诸实施,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币制改革由理念、设想、计划最终落定为现实,因于多种因素的刺激,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白银政策推行后导致的白银危机,是法币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也不断刺激着国内币制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探究,法币改革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基础逐渐增厚相关,经济总体上的不断成长,对弹性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期待,而且为币制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剖析1937年浦口假币案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实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使法币成为全国的统一通货。法币改革规定：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个人或企业存有的银本位币或其他银类．限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实行白银国有。法币发行权的集中,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信用的增强。废除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既防止了白银外流,又稳定了法币汇价。在抗日战争中,它对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抵御日寇的疯狂侵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

法币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继“废两改元”之后实施的又一项重要货币政策 ,同时也是我国货币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对于我国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其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作用与影响等分别进行考察和分析 ,并求教于学界同仁。一、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1 93 3年春 ,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确立了以银元为国币本位单位的新的银本位制 ,然而 ,“废两改元”仅仅是着重解决了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本位单位问题 ,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仍未统一 ,…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法币改革时天津白银南运问题考释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以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法币收换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银和流通中的现银,意图将全国白银集中上海纳入政府金融统制之下。天津华资金融业担心白银南运后华北发生金融风潮,反对白银南运,经过不断吁请,最终由另行设立的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就地保管;天津和华北当局为保持与国民政府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图维持华北金融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币政策一开始就实施查禁措施阻止白银南运。天津外商银行对白银南运或者就地移交并不在意,只关注能否达到利益最大化。最终经过各方博弈,受制于日本策动的"华北独立运动",南京政府也无力改变,导致数量众多的天津存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有效监管。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各省地方政府的反应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直接导因,是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但实施统一的法币政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制止白银外流只是法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契机。本文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为中心,对法币政策实施前后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考察。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

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不论他们对法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说到底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它们在法币改革中的关系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很微妙的。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货币史研究：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制度的建立和崩溃（二）

在外国金融家三次来华期间,中国的货币决策层和有关的学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币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关于货币本位制的主张。总的目标是实行金本位制,在尚无实行金本位的条件时,有的主张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有的反对,多数人的共识则是先实行银本位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金本位制。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     

徘徊于自主与依附之间——法币改革后的外债问题研究

法币改革是受西方货币管理通货制的全面推行影响而实行的,它有别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币制改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债制约明显减弱。事实上,在没有举借任何外债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却能成功进行。法币改革后,外债仍然成为维持法币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是外债并未成为列强控制中国币制的载体。然而,中国政府对外债与法币之间关系问题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倾向,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法币伪造现象初探

正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式样统一的法币,随即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伪造法币。解决伪造法币问题对于维护国民政府金融稳定,保证币制改革成果,维护法币信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伪造法币现象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徐德莉等学者对伪造法币现象的原因及国民政府在法治方面的应对等问     

民国时期的中日假钞之战

６０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是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发动了一场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反击。一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４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     

抗战时期南京地区对敌货币斗争研究

货币斗争是经济金融战线重要的斗争形式之一。1937年12月,日伪占领南京后,大肆发行伪币,伪造中国货币,利用货币为武器干扰我方金融秩序,套取中国外汇,抢夺国统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物资,妄图实现"以战养战"掠夺资源的目的。针对此情况,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及时开展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推广法币及"抗币",抵制假币,保护人民财产,发展经济,保障部队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