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

成立女兵队黄埔军校还是中国女兵的母校,中国第一支女兵队就诞生在这里。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许德珩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他说：“妇女穿上军装,背上长枪,接受军训,驰聘于疆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徐向前在１９８７年５月曾经为第一批女兵题词：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女生队是中国民主革命中一支坚强队伍,妇女解放运动的模范。徐帅在这里提到的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就是黄埔军校。现在,当女兵早不再是新鲜事,而在当时,那该是一件怎样伟大的创举啊！那是发生在１９２６年９月的事情,北伐军攻克了武昌,火热的革命中心从广州移到了武汉…     

回忆50年前的武汉"青垦队"

武汉“青垦队”是武汉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简称,组建于1955年11月,至今已50多年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特殊情况下组建的。1955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伟大号召。于是,团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武汉三个城市先后动员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共青团武汉市     

我在华工的学习经历

1955年,我从沈阳调到湖北。当时武汉重型机床厂还在建设中,我们30多个从全国各地调来支援武重厂建设的技术能手先被派往苏联学习。我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了半年俄语后,于1956年下半年出国到了苏联,先后在高加索重型基洛夫机床厂和列宁格勒的思维尔得洛夫机床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57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在武重厂当工     

对遗产要“先救命，后治病”

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物保护“三驾马车”的单士元、罗哲文和我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学习讨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针对当时一些文物极度“濒危”、不抢救不行的现状,语重心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先救命,后治病。”     

抗战胜利后保卫通化人民政权的一场恶战

通化“二·三”事件发生在1946年的春节前后,是国民党军队当时在东北发动的40余起暴动之一。当时,我在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民主联军的前身)“航空总队”学习,亲自参加了平息通化“二·三”暴动的战斗。 暴动前匪首全被擒     

武汉三厅时期的王琦

武汉三厅时期的王琦曹文汉,谭阳武汉三厅的全称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它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郭沫若领导,成立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武汉三厅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统一战线机构,是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时期抗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云集了当时...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     

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

1937年“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后因战事紧张,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陆续疏散走了,老舍先生抱着“一个教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到来,把我那点珍宝在了去”的心情,也赶紧出走。11月18日夜,他离别妻子和儿女,自己提着一个小箱,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火车,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到1938年7月30日,老舍先生在武汉生活了8个月。主办“文协”和《抗战文艺》的工作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罗致这些人为自己所用,但文艺界的人不上这个当,国民党无法把这些…     

参加武汉受降始末

抗战前,我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主任.武汉沦陷后,湖北省会迁至鄂西山城恩施,武汉分社改名为恩施分社,我仍任主任.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和湖北省党政首脑机关遵照蒋介石旨意.赶紧回武汉抢夺胜利果实,我是参与其中的重要一员.我曾于1980年撰写《“四大金刚”的自述——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刊登在《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一、二辑).这里仅就我当时参加武汉“受降”前后的经历作简要补充.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是1938年10月23日在现团风县杜皮乡张家山成立的,到1939年9月1日“夏家山事件”时止,共经历了10个月零7天,即313天。这是不平凡的313天!於杨岗接头铁冶於杨岗,旧时有几间小铺子,如屠宰、豆腐、杂货、面铺等,是原黄冈县东西乡接合部。当时铁冶一带党的负责人叫高山。高山,当地人称“高大婆”,是黄冈老三区区委委员。从大革命开始,在老三区坚持革命斗中有“三大”:即漆大爷漆先庭、林大先生林少怀和高大婆高山。1938年在铁冶一片有老冲、东冲、南冲、徐家河4个党小组,我当时与高大婆同在老冲党小组,随后参加了鄂东挺进队。1…     

亲历“提蒋”行动

1936年11月间,我从国民党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毕业后,回到西安见到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当时,他没有让我回骑六师,对我说：“在这里住几天,你们白师长就来了。”又过了几天,张学良电告白凤翔回西安,我便上路迎接他。回到白的寓所后,他就让我到张学良那里报到,     

我所走过的70年记者作家路

正1950年6月4日,是我17岁生日,那天,我从崇明中学考取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通过党校2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学习,考试合格结业,我被分配去江苏启东县委工作队。因我从小喜爱作文,于土改工作之余,夜晚在煤油灯下写了几则农村生活的短稿,寄给县委办的《启东通讯》小报,稿件被刊用了。当时县     

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四 我到武汉

（一）武汉的一贯道组织1942年农历七月中旬,我随孙素真等人从南京坐轮船来到了武汉,下船后孙素真等人被接住于汉口一元小路,我即往汉口大夹街262号大布公会楼上的“化南坛”,从此就和邢杰三、孟宪章及做饭的宋太婆（叶月英）4人同住该坛。武汉的一贯道组织始于1936年。听南京总坛负责人杜钟梁说,他在］936年曾由济宁来武汉“开荒”,因不久张光壁、齐铭周等5人被押于南京即被调回,以后未来。1940年农历六月,有天津“浩然坛”的点传师邢杰三、天才孟宪章、三才赵秉鉴和天津“道德坛”的坛主马鸣仁、范声森、天才张德惠等先后来到武汉…     

记武汉解放前夕的一支红帽队

武汉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反动派仓皇逃窜,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党领导下保卫城市,维护社会秩序。 在汉口六渡桥繁华闹市区,当时活跃着一支“红帽队”,令人瞩目。队员们服装整洁,精神抖擞,头上戴着红色钢盔,手持木棍,轮流换岗,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义勇消防队员值勤。 在当时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有人出面维持社会秩序,自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然而,却遭到国民党原三民区区长罗介英及警察局长周启章等人的刁难,视“红帽队”为眼中钉、肉中刺,暗地派人严密监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据一位年逾八旬而又亲…     

王作尧命途多舛斗争不屈

王作尧是一位和林彪集团、“四人帮”作不屈斗争的将军。他被放逐长坂坡1970年元旦,新春伊始,来催王作尧将军上路的人一早便到家来了。昨天,他刚从囚禁地释放回到武汉家里,满心欢喜地对妻子何瑛说：“我解放了。”没想到他屁股还没坐热,武汉空军的专案人员随即跟了来说：“为执行林彪副主席的命令,进行战备疏散,司令部决定你明天一早便离开武汉,到湖北当阳县去。”“这是流放。”将军心里明白。这一夜,他没有合过眼,跟妻子谈着他两年来（从1968年8月2日被拘禁）在武汉空军执法队遭受残酷逼供的情景。打手们夜以继日地围攻漫骂,硬…     

燕真：与白求恩共事的那些日子

燕真,河北定州人,1938年5月18岁时,他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离开村子,跑到当时在曲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了革命。因为此前他曾在地方上学过一点医,部队便把他分到三分区卫生处,第二天发衣服时说让他当司药。第四天,卫生处首长又通知他去五台县军区卫生部医训队去学习。到医训队所在地河北村的次日,他们集体去8公里以外的耿镇河西村去参观白求恩的“医院”。在这里,燕真第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大夫。事必躬亲的白求恩白求恩是1938年初受加、美共产党派遣,从加拿大告别白发高龄老母,来到中国支援抗日的。他当时是国际上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我曾驾机送张学良将军到台湾

我是湖南慈利人,1917年生。幼时毕业于长沙兑泽中学。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1年,军校毕业后,我被选到空军军官学校十五期学习,曾被送到美国陆军航校学习轰炸。次年,学成回国后,我即被分派到援华美军十四航队司令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统称“飞虎队”),任轰炸机大队第四中队少尉飞行员。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者?!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创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     

我偷过一把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忆旧

人的行为如果跟“偷”字联系起来,终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近日反思人生,总忘不掉我的一件劣迹,那就是我确曾怀着忐忑乃至恐惧的心情行过一次窃,虽然偷的只不过是一把生糠。 事情发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当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然,现在有人说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这种问题做结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知道,那时举国上下都已勒紧裤腰带了。承蒙组织信任,我作为浩浩荡荡的河北省委工作组的一员,被派赴旱灾严重、反动会道门猖狂的邯郸专区去抓“三类队”。所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