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志实践与创议

自1980年春涉足志域,已历15个春秋了.15年来,除总篡了《如东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以及《如东县志》修订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外,撰著或与他人合著了5部学术专著:《县志编修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新地方史志学简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3月版)、《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实用方志编纂研究》(沈阳出版社1989年9月版)、《方志管理学》(江苏科技出版社1991年11月版),以及近百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两部专著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还有两部专著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这方面虽积累了百数十万字的成果,但多为探索之论.真知灼见不多.《黑龙江史志》编辑部新辟专栏《自鸣园地》约写本文,要对过去所论作个归纳,以简明的语言呈献给读者,还真有点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的感觉.文章将遵循编辑要求着重阐述我对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几点“创见”:     

我与郭兴圣先生的方志情缘

正2016年4月18日晚上7点,给山丹县志办杨争山主任打电话,杨主任说我所修改订补的方言章已经收到,但最近因植树,暂时未来得及审读。电话挂断没一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说郭兴圣先生已于本月11日晚8时去世,16日凌晨安葬于老家奇芦堡郭家洼。闻听此讯,我痛悔自己近两年多来没能抽空去看望老人家,更惭愧的是,我竟完全不知道他得病的消息。今年春节给他打电话拜年,听他声音依旧洪亮,笑声依旧爽朗,完全没有想到     

我与方志结缘的二十四年

在改革开放盛世里．我与修志工作结缘．它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与内涵。 我于1984年开始从事方志工作。是年3月．尤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尤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接着组建其办公室．开展修志工作。当时．我在县农业部门．有幸应邀参与制订修志工作方案,担负农业部门志稿的主笔．虽属兼职,却从此与方志结下不解之缘了。     

语言方志与方志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由于修志人员对语言关注不够,语言入志数量很少;加上志书主要是使用汉语记叙体,所以,我们应当了解语言,了解汉语,要准确地运用汉语记述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各民族的语言。方志语言是随着方志体裁的不同而随其变化,准确、灵活地运用方志语言是志书编纂者的基本功,也是对方志语言美的追求。     

方志编纂与方志评议

新编志书出版后,方志评议已引起方志界的广泛重视,这对扩大志书的影响,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推动方志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搞好方志评议,是方志事业纵深发展的需要。     

苦辣酸甜：我与方志三十年——访厦门市方志办主任葛向勇

为纪念我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30周年,本刊特推出“我心中的方志”人物访谈栏目。本期刊出2012年11月1日张维义主编与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葛向勇的访谈录。     

我的方志性质研究历程

我对方志性质研究的历程,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可以说前一阶段是奠定理论和材料基础,形成基本观点的阶段。后一阶段则是提出一系列新观点的阶段。从我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有一个认识发展和逐步深化的过程,总的是由对方志性质的狭隘理解,走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的研究,实现了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变。     

方志体例与方志初稿编写

方志的体例要素包括体裁、结构和章法。体裁上要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结构特征;章法是对志书编写的基本规范性要求。方志初稿编写要按照方志体例要求,确定好方志初稿竖写单元,隐时显事记述志书内容,写好志书内容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     

“我心中的方志”征稿启事

为纪念福建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三十周年,弘扬方志人敬业奉献的精神,本刊除进行人物访谈外,同时开展“我心中的方志”征稿活动。     

我对方志理论的一些探索

最近,我应《江西省志方志编纂志》(《江西省志》96部专志之一)主编之约,在整理方志论文目录的同时,对自己所写的部分论文进行清理,并分别从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评论三个方面,归纳出一些主要观点和看法,反映我在方志理论探索方面的点滴收获.     

毛泽东与方志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阅读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大量的地方志。他每到一处,必设法借来县志进行核对调查。 1930年,他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提出要向孔夫子学习,做到“每事问”。他进行地方调查工作时,读方志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内容。我国有修志的传统,方志是我们认识社会,了解一个地方的乡情的必要材料。毛泽东深知方志的价值,1929年红军打进了江西兴国县城后,他住在县图书馆里,有一次肖华去请示工作,见他正埋头阅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他把一部缺残一卷的清代续修的《瑞金县志》,视为珍宝,常常细心阅读与研究。     

方志与爱国主义

方志与爱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国主义是方志的优良传统 ,方志是爱国主义的渊薮和重要载体 ;方志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 ,本身就是坚持爱国主义 ;方志还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爱国主义又是史志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新的历史时期 ,利用方志搞好爱国主义宣传 ,扩大爱国主义教育 ,是各级志办的重要任务和光荣职责。     

我的方志实践及其理论探索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长在“十年动乱”期间,1977年赶上“上山下乡”末班车到农村插过队。1979年进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88年获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其后,分配到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一直从事地州县志编纂指导。在修志7年中,我足迹几遍云南全省,主持或参与了70多部地州市县志的审查验收,参与主编了《方志理论研究》第一辑(199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方志理论研究》第二辑(1992年贵州科技出版社出版),参与了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与泰国国务院合作的学术研究项目。在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边工作、边研究。稍有余暇,即潜心思考探索;偶有所获,亦归纳撰成文章。几年下来,累计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方志文章60余篇。现将7年来我的方志实践及某些方志理论的探索归纳整理,厘为四个大类,供志界参考。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档案与方志

自治区开展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迄今已近十个年头了。十年来,在编好新方志中,档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方志提供了大量的基本的资料,同时随着方志编纂工作的不断发展,使档案利用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并大大丰富了档案文献的内容,从而使档案更好地为四化服务。这充分说明方志与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弄清档案与方志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对促进档案工作的发展和提高编史修志的质量都有重大意义。本文拟就档案与方志的关系和方志编纂工作对档案工作的促进与影响谈几点认识。     

方志与网络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业已步入信息时代。计算机网络是连接各种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快速传输的通道,是当今各类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也是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自1993年许多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计算机网络便以     

四 我到武汉

（一）武汉的一贯道组织1942年农历七月中旬,我随孙素真等人从南京坐轮船来到了武汉,下船后孙素真等人被接住于汉口一元小路,我即往汉口大夹街262号大布公会楼上的“化南坛”,从此就和邢杰三、孟宪章及做饭的宋太婆（叶月英）4人同住该坛。武汉的一贯道组织始于1936年。听南京总坛负责人杜钟梁说,他在］936年曾由济宁来武汉“开荒”,因不久张光壁、齐铭周等5人被押于南京即被调回,以后未来。1940年农历六月,有天津“浩然坛”的点传师邢杰三、天才孟宪章、三才赵秉鉴和天津“道德坛”的坛主马鸣仁、范声森、天才张德惠等先后来到武汉…     

方志与文学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储量丰富,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内容广博而又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能在地方志中得到体现,可以说地方志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金矿。它与中国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经济、资源、民族、风土、风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与地方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试从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诗人对地方志的杰出贡献两个方面,对地方志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一、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文史不分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在历代…     

我的武汉情结

<正>我是1985年开始接触并进入武汉,2000年加入武汉市政协队伍。我从一名普通的澳门商人,到澳门武汉联谊会会长,武汉市政协常委、澳门地区政协委员召集人,这一路成长的每一步都与武汉市政协、市委统战部息息相关,是武汉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培育了我一步步的成长,人民政协这个大舞台为我提供了报效国家、展现作为的广阔空间,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二十多年里,我虽在澳门,却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