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八）

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致函中共桂西区特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广西当局军队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提出5点指示。主要内容是：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立即提出“拥护李白总副司令对日焦土作战主张”口号;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下,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在谈判中,丝毫不能减弱中共扩大党与武装部队的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民团的工作;迅速设法建立桂西区抗日救国领导机关,健全巩固桂西各县抗日救国会,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加紧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与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斗争。     

我在武昌解放前夜的见闻

1949年5月16日,汉口解放。但一江之隔的武昌却成了政权的“真空”地带。武昌市面谣言四起,一日数惊,人心惶惶。24岁的我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联合支部的书记,负责湖北省女一中、实验中学、国立临时中学、省立临时中学、启黄中学、荆南中学、童军师范、大江中学等14个中学的“护产、护校、迎接解放”工作。这天下午,     

山东抗日根据地“双拥”工作探究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民众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紧密联系,在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中共军队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军为此不断“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双拥”工作成为中共与日伪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行“双拥”工作的过程中,党政军民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双拥”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要求根据地的八路军深入群众、尊重根据地政府,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则通过战前动员、战后保障以消弭民众的忧虑,从而构建了党政军民“责任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血腥镇压——国民党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六次大规模军事“清剿”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闽浙赣三省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按照“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线。根据地设立留守处,留下少数保卫人员,宣传抗日,支持前线。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排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新探

“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在经历了失败与调整后才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根据地货币市场。此后,工商管理局对金融体系的维护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通过“排法”斗争,中共掌控了区域货币控制权,使其较早在山东地区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能成为中共革命通向成功的有力跳板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琼崖东北区政府发行“国币代用券”的经过

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海南相继成立了一些乡、区、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11月10日,中共琼崖特委在琼山县的树德乡召开了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有琼山、文昌、南路、西路各县的代表,以及各群众团体,抗日爱国华侨和武     

蔡甸地区抗日热潮亲历记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日怒涛汹涌澎湃.笔者当时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正值暑假,与同学们结伴回乡,动员所有回乡的大、中学校同学,立下请缨杀敌的志愿,怀抱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在蔡甸地区的城乡广泛开展救亡图存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时期武昌艺专在江津

<正>重庆没有忘记武昌艺专2021年，在“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优秀项目”名单中，重庆美术馆以“烽火传薪艺立百年——武昌艺专六人美术作品与文献展”获此殊荣，引起湖北及武汉美术界的关注。参展的六位美术家，都是武昌艺专江津时期的学生。刘国枢、付若芸、刘一层在江津入学、毕业，刁焕文、邓云烟、李健英则是在江津入学，随校复员回武汉后毕业。出席开幕式的刘国枢先生102岁，刁焕文先生100岁，邓云烟先生96岁。展后出的画册，还收录馆藏武昌艺专另外10位留川师生的作品。     

把《茉莉花》唱响世界的作曲家何仿

在春色满园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里,笔者拜访了77岁高龄的何仿老先生。他白发红颜、笑容可掬、精神矍铄。在两个多小时里,他记忆犹新地给笔者讲述了自己从一个新四军小战士,成长为一名正军级音乐家传奇般的革命人生故事。少年参军抗日“保家乡”何仿,原名何孝元。1928年2月出生在安徽天长县何庄。1941年春13岁那年,何仿在“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中,毅然决然地从书香门第出走参加了新四军。半年后,成为由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与中共淮南区党委领导的淮南大众剧团的文艺战士。1942年初冬,日军对淮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剧团根据新任区党委…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郑凯卿:“文华”走出的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正>郑凯卿“回”华师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征集到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的两件珍贵实物档案：一件是他早年读书时使用并陪伴一生的木柜,一件是抗战时期在川东云阳为抗日游击队送药的专用木箱。1888年3月24日,郑凯卿出生于湖北武昌青山铁铺岭松树湾。1906年,郑凯卿进入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当校工,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中共五大及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

正2007年11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武昌都府堤20号,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落成典礼,宣告依托会址建设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向社会开放。(一)中共五大会址系指1927年4月27日至     

信息播报

叶金生主席率政协委员视察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设工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4月26日上午,叶金生主席、李传德副主席带领文史学习委员会部分委员视察位于武昌都府堤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设工程。叶主席一行在武昌区委     

綦江惨案揭秘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8年春在武昌南湖招收一批青年学生,组建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而由教育长实际负责。其中第一团初设武昌,后迁四川綦江,教育长是桂永清,团政治部主任先是邓文仪,后改为滕杰,其下属三个总队。第一总队长杨厚灿,第二总队长睢友蔺,第三总队长萧劲。武汉会战失败后,第一战干团即由武昌撤退到湖南沅陵。1939年春,又由沅陵迁到四川綦江。在迁移途中,团里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沿途宣传抗日,颇受群众欢迎。不料同年9月…     

试探“皖南事变”对浙江抗战的影响

浙江抗战的早期,国共两党关系融洽,《浙江抗战政治纲领》是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教训极为深刻。中共中央决策,新四军挺进浙江敌后。先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及浙南抗日游击区,新四军成为第二期浙江抗战的主力,在与敌伪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阳河弯弯向北流

<正>1北阳河，当地人叫阳河，发源于山东青州西部的清凉山，流经青州、广饶、寿光三地，经小清河注入了渤海。东朱鹿村就在阳河东岸，从1928年起，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火种在这里播撒，四边的革命青年心向往之。“中共益北特支”、鲁东抗日游击指挥部第十支队在这里成立。1938年后，中共益都县委、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中共益都中心县委、益寿县委，这些响当当的名号，就在东朱鹿村闪耀着，温暖着渴盼解放胜利的人们。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