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清末中国海关自主权的丧失

海关,不仅是征收关税的财政机构,而且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大门。从鸦片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叶,外国侵略者除了协定关税的自主权外,还夺取了这经济关系大门的钥匙——海关行政管理权,使中国丧失了使用关税的权力。这一主权的丧失,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先是聘用“可靠的”外国人担任海关监督,后来由英美法三国组成税务委员会,最后建立英国势力独占的税务司制。清朝初年,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海禁甚严。康熙二十四年间865年）解除禁令,设立了江海（连云港）、渐海（宁波）、阎海（漳州）、粤海（广州）4个海关;乾…     

清代粤海关银锭考辨

海关是一个国家监督管理进出口国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并执行关税法规及其他进出口管制法令、规章的行政管理机关.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1685),清政府取消海禁,允许开海通商,正式开设海关,在福建漳州设立闽海关、广州设立粤海关、宁波设立浙海关、江南(上海)设立江海关.在清代前期的四个海关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法国经贸文化交流

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职能,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指定通道和贸易唯一场所,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在此后的八十多年成为自海路而来的欧美国家进行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与法国进行了丰富的经贸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成为中法关系的重要见证,也对两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基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

中华民族开发利用海洋有久远的历史,古代研究中西方的交通道路有海陆两种,其中,中国丝和丝织品通过海陆运输给西方,因此被称为海上西方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着沿线国家的海洋活动。广州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本文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为切入点,在概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上,探讨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现实意义,旨在说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以期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参考。     

成长与嬗变:从外销文物看广式艺术

正广州地处沿海,历来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有"千年外贸港市"的美誉。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就出土了波斯银盒等舶来品。南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10多批。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从五代到宋元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     

康熙朝御用玻璃厂的技术发展—以画珐琅玻璃与金星玻璃为例

中国玻璃虽然历史悠久,但薄而易碎,不耐高温,不似欧洲玻璃那样绚丽多彩,坚固耐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统一台湾的第二年,康熙帝下令解除了海禁。随着欧洲商船的陆续到达以及西方先进科技的不断输入,一座以西人直接参与建立和管理,能够生产先进的西洋玻璃尤其是光学玻璃的玻璃厂在宫内建成了。玻璃厂的建立,     

汉口第一个气象观测站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英人总税务司赫德还以海关为据点,不断扩大侵略特权,包揽了与海关业务无关的事务,如海务、港务、同文馆、邮政、检疫、商检、气象,组织参加外国博览会和办理商标注册等.海关包揽这些事务,虽然在客观上引进了若干新技术和西方的管理方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江汉关自1862年设立后,直接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垂直领导.1869年11月赫德考虑当时已设立的海关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域     

“鲨绫”、“牵缯”与“绿眉毛”——闽浙传统帆船形态及其重建

中国不仅是一个内陆国家,而且有着历史悠久并高度发达的海洋文明。古籍当中就有很多关于古人航海造船活动的记载,河姆渡遗址的船桨①、福建连江独木舟②、泉州后渚港沉船③,展现出中国古代帆船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明清之际海禁政策的束缚,中国帆船丧失继续发展的契机,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开进而日渐没落,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无不令人扼腕。我们现在也仅能从文献当中去找寻当初的辉煌,去探寻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进程。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评述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 ,也是一个海洋国家 ,有着 1 80 0 0多公里的海岸线 ,沿海分布着70 0 0多个大小岛屿。沿海人民“以海为田” ,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 ,同时也承受着海洋灾害的侵袭。我国又是一个灾害多发性的国度 ,历史时期中国海洋灾害主要表现为风暴潮、海啸、巨浪、海冰、海雾、海岸侵蚀、海难等。频繁的海洋灾害给海洋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破坏 ,也危害着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大量的官私文献中 ,存留有许多灾害史料 ,其中也不乏海洋灾害史料。丰富的史料为海洋灾害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就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现状来说 ,…     

论蓝鼎元的海洋经世思想

蓝鼎元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他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经世思想。他主张加强海防,肃清海盗;开放海禁,足民裕国;开发和治理宝岛台湾,增强国家的海洋防卫力量;实行海运,发展海洋贸易等。蓝鼎元的海洋经世思想是从海洋寻求发展国计民生的方法,他以海洋思维来考察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从海洋视角来寻求中国发展的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红楼梦》中的外来文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初以前,约于明代中期,主张“贡舶贸易”与“进贡通市”(《明史·日本传》卷322),郑和八下西洋,在贸易、外文、军事等方面,刚柔相济,恩威兼施,但至清初,则一反明代所为,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外贸易,一蹶不振。直至1684年,康熙独具灼见,海禁始开,钦定广州、漳州、宁波、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历史上,海洋贸易曾出现过市舶贸易、朝贡贸易、商舶贸易等多种形式。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对于考察古代中国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关系发展进程、沿海区域经济联系及与周边沿海国家或地区贸易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海洋贸易圈的发展与演进趋势等,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中国丛报》视野下的清代上海

<正>《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19世纪中前期（1832年5月）在华（广州）创办的重要综合性英文丛报（刊），其中有当时在华西人观察中国的一手史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为西人所广泛关注。《中国丛报》上便刊登了大量西方人对上海的知识报道，其观察视角和潜在的知识结构体现出19世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征。     

论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化

自西周起,中国形成了藩属体制和海外朝贡贸易关系,为监管中原地区内部及与各藩部、蕃属国间的经济交往,各朝代产生了关津、榷场、市舶等多种组织。它们虽在类型上划为内地之关、藩部之关和蕃国之关,在空间上形成圈层布局结构,但其监管跨区域或对外经济交往的行为本质均与现代海关相通。16世纪,欧洲诸国率先撤除国内税关,建立统一国境海关。近代中国被动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后,在沿海、沿边、沿江等地不断创设洋人代管的国境新关,国内固有常关也逐渐被改造。1931年,中国陆、海相统一的国境海关体制最终确立,标志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传统税关体系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