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汉口的西餐馆及其它

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他们早年在汉口设置了英、俄、法、德等租界,又开办了洋行进行经济侵略,因而来了一些高鼻子、黄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居住在汉口.他们自己和少数的中国商人,为了解决这些“碧眼儿”的衣、食问题,就开设了西装铺和西餐馆(名为“番菜馆”,后称“西菜馆”).那时的“高等华人、假洋鬼子”也都尝尝洋味,除穿着西装外,西菜馆则成了抗日战争以前汉口的一兴盛行业.旧汉口有大华饭店(南洋大楼)冲山大道水塔下首的一江春西菜社(今市药材公司),江汉路的普海春两菜社(冠生园的右斜对面),太平洋饭店(今皇宫摄影室的下首)的最高层,江汉一路璇宫饭店的二楼大厅,三教街(今鄱阳街的最下段)的“美的”、     

《昔日汉口江汉路》补遗

拙作《昔日汉口江汉路》一文，在今年《武汉文史资料》第６期刊出后，自觉遗漏之处尚多，除谨向读者致歉外，现根据友人要求，追忆补遗如下。 江汉路从江边到解放大道，在洞庭街口红色大楼（江汉路１０号）的右边原有一家誉满武汉三镇的“足佳皮鞋店”，它生产的皮鞋式样新颖、质量好，不同脚型的人均可定制。在它的对面则有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办事处和武汉沦陷以前的中国通商银行。原四明银行的左边有一家“扬子袜厂”，是专门销售高级衬衫、领带、袜子、手帕和床上用品的商店。原中国工矿银行的左边是中西大药房和华安百货商店。南京理发…     

阜昌街--汉口南京路的前身

阜昌街是过去汉口英租界的一条重要街道。1946年改名为南京路。阜昌街当年的知名单位及其房屋建筑，在沧桑岁月中，虽然早已消失，但它们的旧址尚可找到，如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波罗馆、维多利亚会堂、俄商阜昌洋行、天主堂医院等。阜昌街有3处大楼建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汉口分行、汉口商业银行、大孚银行至今犹在。     

江汉路上老房子

汉口江汉路步行街,名楼林立,有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其中,江汉关为湖北省物保护单位,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日清公司等为武汉市物保护单位,国货商场、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上海银行、上海村、台湾银行、日信洋行这些历史建筑,门前均有雕刻     

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

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教育界为“亲日派”的“江汉系”所把持.所谓“江汉系”,是因为汉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其中的教职员有王知生、王叔槐、高伯勋和肖治平等人.他们在日军侵占汉口期间,极得其日本主子之宠,以高伯勋首任汉口教育局局长(后为武汉赛马会的负责人),王叔槐是汉口教员训练所所长,肖治平为汉口教育局的秘书主任,王知生则为幕后指挥,实际上他那时是汉口教育界的“真正决策”人,后来才任汉口一女中校长.高伯勋卸任汉口教育局长后,肖治平     

外滩18号

中间的大楼俗称“外滩18号”,位于现在上海的中山东一路18号,与东方明珠电视塔遥遥相对。这座成于1923年的砖混结构建筑,由英国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设计。建成后始终作为渣打银行亚太地区总部的办公场所,因当时的总裁叫麦加利,故这里又称“麦加利银行”,是出现在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所外资银行。     

旧汉口的跑马场

旧时代的武汉,曾经先后开办过三家跑马场,即西商跑马场(今解放公园一带)、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一带)、万国跑马场(今唐家墩附近).与租界一样,跑马场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西方侵略者和洋行买办娱乐、消遣和寻求刺激的重要场所.跑马场起源于欧洲,属“舶来品”.武汉开埠后.西方侵略者便在这里辟租界,建洋行,还修建洋商波罗馆(俱乐部).但他们并不满足,又继续在租界外侵占土地,修建球场和赛马场,形成了租界外的租界.最先办起的是西商跑马场,它的全称是“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1902年,英国人以贱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里购得汉口西北部水荒地800亩,于1905年正式辟为西商跑马场.     

江汉路今昔

１９４５年 ８月 １５日，日本帝国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我从农村来到江汉路上（时为歆生路）学徒。从这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工作、生活在这里，亲身目睹江汉路的发展变化，是历史的见证人。 １９４６年１月，汉口商家纷纷从重庆返汉复业。这时，我第一次来到江汉路上，只有１５岁。我看到日本败军在江汉路上打扫清洁卫生，推着垃圾车疏通路旁下水道的污泥。 战前，江汉路以繁华街道著称。但这时我所见到的并不是繁华的商业街，而是被日军占领后践踏破坏的情景：街两旁房屋破损严重；路面砂石裸露凸凹不平，车来人往行走不便…     

百年老砖茶见证羊楼洞辉煌

正2015年11月2日,由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文物局主办的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申遗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上,湖北省文物局公布了《万里茶道(湖北段)调查评估报告》,首次公开了我省初选的23处万里茶道申遗点。列入我省23处初选名单的武汉市申遗点共有10处,分别是江汉关大楼、汉口俄商新泰大楼、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汉口东正教堂、源泰洋行旧址、汉口俄国领事馆、顺丰茶栈、巴公房     

经营桐油起家的义瑞行

一、起因:汉口聚兴诚银行于1915年4月在江汉路成立(主要经营内地押款、(?)头棉纱、桐油买卖,存放款项及储蓄等),下属外国业务部(以下简称聚贸部),是一个直接为洋行服务的商业组织,主要业务是代上海的洋行在四川一带推销进口货物,由英人陶维特负责与各洋行接洽业务,其出口仅将商品运到汉、沪等地就地售与洋行.为了发展直接出口业务,需招聘一位精通英文和熟悉出口业务的人,1911年李锐应聘加入该部工作.当时出口商品有猪鬃、羊皮、桐油等,而桐油则是一项大宗商品,收购数量大,又易成整,     

江汉村

在汉口老里份中．说起江汉村或者六也村,人们总是露出赞叹的表情。同声说它是最高档的里份。因为它紧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又是近代汉口老里份中建造几乎最晚,因而也是吸收各家之长,设计最新颖、设备最完备的一个里份。     

民国时期汉口邮政储金汇业局

汉口储汇局始末 中国邮政兼办银行业务,经营民间小额储蓄汇兑始于３０年代初 期。这种经营模式是仿效日本的邮政储蓄银行而引进的。首先在上海、 南京、汉口等中心城市组建邮政储金汇业局。汉口局原设在现今南京 路３８号一幢三层楼大厦中。 １９３８年冬,日寇侵入汉口,强令汉口局迁出,由日本ｘｘ株式会社 开设高级饭店。在侵略者的高压之下,汉口局经理张元昭、副经理唐荣 禧别无选择,只得率员工十余人凄然转徙到汉口法租界内的星光街 （现在的蔡锷路）２号勉强维持营业。当时的沦陷区,市面萧条,汉口局 业务清淡,员工生计日蹙。重…     

汉口第一刘,"牛"气亦冲天--记商海沉浮中的刘子敬

在老汉口的街谈巷议中,涉及得最多的汉口大财东要数“汉口三刘”：俄华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地皮大王刘歆生、祥丰厚老板刘鹄臣(另一说为其胞弟刘季五)。同时还有一说是：“湖北三个刘,抵不上四川一个刘。”意思是,前面所说的“三个刘”,抵不上从四川来的安利英洋行买办刘象曦。     

外国洋行与烟台的殖民地化

洋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所设的行号。这些行号有的称为公司,有的称为代理行或贸易行,在习惯上一般又均以洋行做为各种商号的总称。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在1862年3月烟台开辟为商埠以后,烟台就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因而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丹麦、     

汉镇巨贾--宋炜臣

提到近代武汉的工商业,张之洞、宋炜臣、刘歆生这几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实业,留下的遗迹和研究的文献颇多,无须赘言;而刘歆生则是拥有汉口1／4土地的土地大王,如今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当年便是他的产业,只是那时它叫歆生路而已。时光飞逝,近百年过去了,刘歆生当年修建的一些门面房现在仍是江汉路上靓丽的风景,并仍在产生效益;离歆生路不远,有座当年汉口最高的建筑——汉口水塔,它的业主便是宋炜臣。     

旧中国驻汉口的外国领事馆及洋行

当１８６１年（清咸丰十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列强依恃坚船利炮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强开国门,纷纷来汉设租界,办洋行,开工厂矿山,肆意侵犯我国主权和掠夺内地资源。随着租界的设立和其经济、文化活动的加强,各国驻汉领事馆、洋行也应运而生。据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后在汉口设立领馆的有：英、美、俄。法、德、日本、意大利、丹麦……等２０多个国家。 英、俄领事馆 在汉口正式成立总领事馆的是英国。１８６１年英国在汉口勘定租界界址,正式签订租约,确定在汉口开埠通商“,同时正式建立总领事馆,馆址位于…     

活跃一时的江汉关俱乐部

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德、俄、法、日等国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派驻领事,利用贸易特权在汉开洋行、办工厂、设银行,进行经济掠夺。随着汉口开埠通商,江汉关于1862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于中国近代海关实行《海关任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江汉关监督一职虽由汉黄德道郑兰充任,但权力极为有限,只负责税款的保管、直拨、核查及主持地方海关、常关关务、办理对外交涉等,江汉关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均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外籍总税务司,江汉关当家作主的便是英国籍税务司狄妥玛。     

花花绿绿日伪币 林林总总掠夺证

从笔者收藏的日伪时期部分纸币和一些资料上看,在1931年到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的14年里,为了进行经济侵略,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日本军用手票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持的“满洲国”、“华北临时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也相继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察南银行”、“冀东银行”、“华兴商业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国联合储备银行”等多家银行。     

日伪武汉维持会会长计国桢

计国桢,上海市人,抗战前与日商住友洋行有生意上的来往。原在汉口万年街开设针记公司,经营煤气灯及各种零件,又是新市场（民众乐园）协记公司股东,武汉沦陷前夕,迁居汉口原特三区湖南街（现南京路市二医院斜对面）。抗战前后,计国桢在汉口商界没有什么名气,只能算三等以下角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汉安邨

汉口北京路“汉安里”上世纪50年代叫“汉安邨”,在那时是一处建筑水平较高的新式里份。当时,老汉口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主体建筑,往往在近旁都建有供自己职工(主要是高级职员)居住的里份,如大陆银行的大陆坊、金城银行的金城里、四明银行的四明里等,汉安邨和建在前面的原“盐业银行”也有一定关系。汉安邨建于民国初年,原业主为大地产商刘祥,1930年后转售盐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