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汉口西医业

汉口之有西医始于清同治年间.1858年(咸丰8年)天津条约后,汉口辟为商埠.于是英、法、德、日租界相继产生,外国传教士大批拥入汉口,他们一面宣传洋教,奴化愚弄我国人民,一面借助行医治病来笼络人心,于1864年(同治3年)在汉正街开办了第一个教会医院——普爱医院,1866年(同治5年)又在花楼街居巷开办了仁济医院,随后我国人自办     

漫话汉正街茶馆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闻名遐迩的汉正街已是汉口繁华的主要标志,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口修筑“袁公堤”(今长堤街)后,居民区迅速扩大,河下帆樯林立、市廛日盛,楼馆酒肆进一步发展,汉正街出现“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的兴盛。     

清末南宁商埠的“自开”

商埠亦称通商口岸。近代中国的商埠,按（辞海）释称：“一般有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约开商埠’,经帝国主义国家示意开放的‘自开商埠’和未经条约规定,由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开放的‘特别商埠’。”南宁作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南宁是否我国自行开放,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这一关涉国家主权存丧问题,值得探究。从有关史料看,笔者认为,当年南宁开埠,原本计划自开,实施时却被英国强行纳入“约开”,这是英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又一罪证,是清朝政府卖国媚外的恶果。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旧社会汉口的娼妓

解放前汉口有“不夜城”之说,当时统治阶级允许妓院开业,收取花捐.作为生财之道,美其名曰“无烟卤的工业”,迫使良家妇女沦为娼妓,陷入任人蹂躏的罪孽深渊,反映了旧社会践踏妇女人身权利的罪恶事实.娼妓的形形色色汉口自成为商埠即有娼妓的存在,到19世纪末叶,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各国租界和洋行的设立,京汉、粤汉铁路的通车,公     

蕪湖地区的辛亥革命

蕪湖是长江下游一个較大的商埠,也是皖南的經济中心。清代末年,在此設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統轄皖南各府,所以它又是皖南的政治中心。它位处长江、清弋江、水阳江諸水的会集点,水陆襟带,舟車辐辏,自古以来就是安徽的重镇。19世紀末,芜湖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米市之一,米业盛况空前一时。1876年“烟台条約”規定辟为商埠,第二年就在这里設立了海关,蕪湖附近的江面上出现了各大公司的“躉船”。許多进口的商品,均山这里轉发各地。1902、1903年,市内增辟租界馬路。1904年,“紳商”們为适应商务需要,纠集商股,筹建芜广(蕪湖到广州)鉄路,并着手动工筑好了陶沟至湾沚一段的路基和桥梁。用机     

20世纪前期天津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自来水的出现对近代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市政体系的形成。天津作为一个商埠城市,租界的存在和城市行政的分割,使得水供给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市政制度,使自来水以不同的方式被城市社会接受。在租界,自来水的供给是近代化社区形成的基础,在老城区,自来水的传入更多表现出传统与新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然而无论如何,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伴随着自来水进入人们的生活,健康、卫生等新的观念逐步被接受,近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形成。     

日军投降前后之汉口

日寇占领武汉期间,汉口为其政治、军事、经济及特务中心,中山大道自六渡桥以下至旧法租界之两侧商店,多为日本侨民占据,经营各种商业.日本兵则在人行道上穿梭往来,趾高气扬.中国老百姓富有者则居住于旧法租界,贫穷者居住于汉正街一带之难民区,避免碰见日本兵.以免受气.     

民国时期安徽蚌埠并未开埠

<正>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商埠,通常称为"约开口岸"或"约开商埠",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芜湖等城市均属于此类。在这些口岸,列强通常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土地承租权、行政管理权、关税权、警察权、市政权等特权。另一种为中国政府自行宣布开放的通商口岸,通常称为"自开口岸"或"自开商埠"。由于自开商埠系中国政府主动开设,此类商埠的主权当然完全归诸中国政府。它     

汉正街的"药帮"与药王庙

汉口药帮的形成早在明末崇祯年间,有一批来自河南怀庆府的药农携带当地出产的地黄、山药和其他中药材来汉口摆摊销售,他们在汉正街的保寿桥     

撤销汉口特一区管理局的经过

汉口特一区管理局的前身是德国租界。德国强迫清政府在汉口开辟商埠,划定区域,前滨大江,后包括华景街,右接法租界,左接日租界(日租界是以后划定的)。德人可以在区内购置土地,建筑仓库、学校、教堂以及居住的房屋,可以自由来往等等。所有区内一切事务,均由德人处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租界,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是德国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一个独立王国,是他们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根据地。     

汉正街三十年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有人为了押韵,把这两句话简化为!“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汉正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搞活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年份．汉正街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向标,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条河。在这条河里,少不了风吹浪打,少不了急流险滩。汉正街顺应了历史潮流,奋勇当先地走过30年．成为镶嵌在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旧汉口的跑马场

旧时代的武汉,曾经先后开办过三家跑马场,即西商跑马场(今解放公园一带)、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一带)、万国跑马场(今唐家墩附近).与租界一样,跑马场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西方侵略者和洋行买办娱乐、消遣和寻求刺激的重要场所.跑马场起源于欧洲,属“舶来品”.武汉开埠后.西方侵略者便在这里辟租界,建洋行,还修建洋商波罗馆(俱乐部).但他们并不满足,又继续在租界外侵占土地,修建球场和赛马场,形成了租界外的租界.最先办起的是西商跑马场,它的全称是“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1902年,英国人以贱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里购得汉口西北部水荒地800亩,于1905年正式辟为西商跑马场.     

中国对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援助

中国对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援助方永春,吕秀一１９１９年“三一”反日起义后,朝鲜爱国志士于同年９月在中国上海法租界内建立了统一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韩国临时政府”）。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共驻２６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和...     

简述汉口日租界

“国中之国”的租界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大本营。日本在中国的租界虽然开辟较迟,位置偏僻,但是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张,汉口日租界成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药帮巷和花园巷

药帮巷泛指硚口长堤街东段南侧药帮大巷、药帮一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怀安一里一带,属于大汉正街范围,是清初形成的街巷.清康熙年间,河南怀庆府药商在此兴建了一座药王庙,称覃怀药王庙,故这一带河南药商居住的里巷,其命名与怀庆、药帮相关者多（目前这一带的原居民仍以河南祖籍的居多）.在原药王庙、药帮巷的西边,原有也是康熙年间兴建的汉口山陕西会馆（俗称山陕会馆、西会馆或西关帝庙）,会馆花园的原址上后来建成花园巷以及花园南巷、花园北巷.     

翠竹映掩下的罪恶——见证日军驻渌口慰安所内幕

长沙至衡阳之间,渌江与湘江交汇处,有一个历史名镇渌口。 渌口是醴陵水路出大江大河的一个转口商埠（今为株洲县城）,史称“小南京”。1944年6月17日,从武汉南下的日军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河谷古镇,在这里实行了长达367天的殖民统治。     

“汉口第二特别区”五条街名来历

在汉口江岸区,历史上曾经有过五个外国“租界”.租界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内的街、路名,中国人无权过问,全由“洋人”自定.例如俄租界(1896年6月2日—1925年3月1日)几条主街,叫亚历山大街、玛琳街、列尔宾街、鄂哈街…….当我国收回后,成立汉口市第二特别区,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将街名恢复“中国特色”.由督办沈子良牵头,请了几位“饱学之士”商量一番后,决定将由江边到亚历山大街的五条平行的马路(即今之沿江大道、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中山大道)更名为:一德街、两仪街、三教街、四民街、五族街.由于俄租界在五个租界中面积最小,而它两侧的英、法租界,当时又未能收回,所以这五条街都不长.     

任桐的《沙湖志》和扬铎的《沙湖三唱》

任桐（1868～1932年）,字琴父,浙江永嘉人。他“幼时钩游,每与山水为缘”,喜爱名山大川,嗜画山水,“遇一丘一壑必纵览而毕登”。清光绪庚子（1900年）,宦游至鄂,一度任职于武昌商埠局,与友人筹建盐业公司。后移居沙湖,不闻时事,寄情山水,自号“沙湖居士”。他曾说：“枕石以听泉声．迎风而寻松籁．鸣琴在天．     

晚清中国"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考析——以辽南安东为典型案例

"约定自开"商埠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埠类型,本身既有"自开"的因素,又有"约定"的成分,似乎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史学界对其属于何种开埠方式,历来争议不断。开埠方式的判定应遵循条约规定与开埠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标准,由于不平等条约并未明确规定中外在"约定自开"商埠的权利与义务,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就成为判断其开埠方式的主要依据,可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归属、关税主导权、租界问题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考量。安东作为该类商埠的典型代表,是中美商约谈判相互妥协的产物,依照上述标准可判定其开埠方式为"自开"。这为其他"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的判定提供了合理模式,即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模式。对"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进行考析,可从侧面反映出该类商埠的殖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