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难民的疏散与救助

受“焦土政策”和“间谍恐惧症”的影响,一战期间俄国疏散了大量难民。大规模疏散难民不仅使前线附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而且使本已严重赤字的战时俄国财政雪上加霜,造成了粮食、住房、交通、公共卫生等多重危机。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疏散和救助难民采取了多项措施,在疏散途中为难民提供了基本的食品和医疗救治,多数难民在较短时间内被疏散到了后方。政府层面有关难民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隶属于内务部的难民安置特别会议,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塔季扬娜委员会、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全俄城市联盟以及民族救助组织等。然而,短时间内难民人数的激增给疏散和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难民疏散和救助常常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难民疏散和救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疏散难民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以及疏散途中医疗卫生条件欠佳所导致的传染病泛滥。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疏散武汉难民办法

一、疏散武汉难民,除依照本省运送难民办法及各县收容难民注意事项办理外,并依本办法办理.二、疏散武汉难民暂指定潜江、石首、公安、松滋、枝江、江陵、宜昌、宜都等县设法收容,在车船无法解决之前,并先指定汉川、嘉鱼、黄陂、孝感、云梦、应城等县以步行方法疏散之.     

浅析两次淞沪抗战时期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史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难民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及慈善组织等专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外文史料发掘较少。本文结合原始法文档案与中文资料,运用中外文献互证的"双重证据"方法,分析了19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即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国民政府无力施展有效救助的特殊时期,其行为客观上对难民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本文将近代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与天主教会策略、法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紧密连接起来,以当代历史视角研究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宗教和国际政治问题。     

汉口市政府关于难民证式样及印制致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汉口支会训令

令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汉口支会:查关于疏散武汉人口时,所用难民证,经以亨字第一三六九一号训令,检发式样,饬与武昌难民救济支会洽商印制,转送警局核发在案.此项难民证尚需加盖疏散人口委员会铃记以昭信守.     

中国劳动协会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有关函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中国大地民生凋敝。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国民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由混乱逐渐清晰,由单纯的难民收容逐渐转向集难民安置、难民教育与实业抗战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本组史料即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等人为安置难民、倡导生产、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的有关文书。     

“宜昌大撤退”中对难民难童的疏散后送

中国抗日战争史曾浓墨重彩地记述被称之为“宜昌大撤退”的篇章。虽然时光已经逝去65个春秋,但在长江三峡铁门险关的宜昌这座历史舞台上当年所上演的那出空前绝后的悲壮英雄剧,却越来越显现出它的流光溢彩,并荣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美誉。而当时胜利完成对难民难童的疏散后送任务,正是这一不朽篇章中的光辉一页。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实属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传统的水运转口码头;又是上溯长江三峡通往大西南诸省的咽喉和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一道关口;更是战区前线与战略大后方的一个重要结合部。抗战初期,宜昌港埠担负大量战区…     

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

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这些欧美人士一起工作的还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各难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员以及国际委员会基层及协作机构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报酬、义无反顾地参与难民救助,承担了大量具体和繁琐的工作,与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样,他们也是英雄。     

汉口市政府关于难民证发放及式样致武昌市政处函

案查本月十二日,总动员委员会第一组召集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决定,凡三镇人民请求发给难民证者,均予照发.难民证式229     

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论述了战时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研究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其存在时间也较长。由于位于安全区边缘且缺乏西方人士驻守保护,这个收容所频繁遭受日军侵扰。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收容所所长姜正云带领管理人员与义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难民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为难民安排住宿、施放米粥、实施医疗救助,积极开展难民救...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实话农贷金融网络的特色

抗战时期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农业,不但大体上保证了战时后方人民和前方将士的粮棉供应,而且缩小了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如战区和沦陷区难民、农业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移人,与此相伴的大量荒地的开垦,以及市场的迅速扩大等。同时,作为总揽国民党统治区金融事宜的四联     

抗战初期福建振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抗战爆发后．福建省的金门、厦门、东山、福州、平潭、林森（闽侯）、长乐、诏安、海澄、漳浦、云霄、惠安、福清、南日岛、罗源、宁德、霞浦、福安、福鼎等市县和沿海岛屿都曾全部沦陷或部分沦陷。居住在战区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和烧杀淫掳,被迫携妻带子．流离失所,向内地逃难．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抗战初期．仅沿海地区流入内地的难民就有30万人．广东潮梅一带逃入福建的难民达10余万人。当局和民间组织都采取各种办法．对难民进行救济。本文以福建振济会为例．探讨这一时期难民救济工作的特点。     

威尔逊视角下的劫后南京栖霞山——兼论辛德贝格与“威尔逊栖霞山之行”

1938年3月8—10日,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带着一些手术器械和材料,前往栖霞山休假,实际上也是一次巡诊。他目睹了栖霞山劫后景象,所见所闻印证了此前中外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威尔逊去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小医院,并为栖霞寺难民提供医疗咨询。这也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前,联手威尔逊,为栖霞山难民们实施的又一项人道救助。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

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医疗救助任务空前繁重。虽然绝大多数医生在沦陷前离开了南京,但是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慈善机构、隐匿身份生活在难民收容所内的军医以及参差不齐的民间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南京的医疗救助。南京内外信息交流初步恢复后,西方在宁人士又积极申请外援,经历一波三折,方才成行。上述努力为南京难民挺过难关做出了贡献。     

我在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当小鬼

正1932年9月,我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1946年冬,在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行政处当会计的父亲,托人把我和妹妹带到延安。11月下旬我们到达延安。在此之前,胡宗南部扬言要进攻延安,我父亲随机关一部分人员疏散到瓦窑堡(子长县)九沟台。刚到王家坪,记得当时大门右侧挂的牌子并不是"八路军总司令部"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后来学习历史才知道,国共合作后,全国有五个战区,八路军在第二战区,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是     

护国战争中的湖南红十字会

湖南红十字会在护国战争中,坚持"战时救护战地伤兵难民、平时救助天灾时疫"的宗旨,救护伤兵、赈恤难民。在经费不足、组织机构不完善、就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湖南红十字会竭尽全力,出色的完成了救护工作,为湖南红十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清代琉球漂风难民物品处置考

<正>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海交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而作为中外交往的特殊现象——漂风难民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受到了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均发表了不少中琉漂风难民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台湾学者刘序枫,他主要致力于研究环中国海域的漂风难民问题,以此来剖析当时的国际关系,其《清末东亚变局与琉中日关系——以漂流民的遣返问题为中心》一文通过难民救助这一视角,对晚晴时     

上海“慈联会”举证

正在沈去疾《赵朴初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有关"丙子息灾护国法会"的条目和"慈联会"的注释原文如下:1936年丙子民国廿五年三十岁11月20至29日与王一亭等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发起举行丙子息灾护国法会,担任常务理事。在上海慈联会任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负责难民工作。【慈联会】即"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简称。1936年成立的民办团体。主要为佛教界人士参加,负责人黄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