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人口史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在研究南北朝人口史时,尽量利用现存史籍中潜在的有用信息,得出以下结论:(1)《魏书》中所云“倍而已矣”应作“倍而余矣”,是指北魏境内各地正光以前的在籍户口,约为西晋太康年间该地区在籍户口的两倍有余,即2.46倍。(2)作者估算,北魏熙平、神龟年间有人口2025万人左右。并估计从北魏到隋,全国户口比在6.0左右。(3)陈朝灭亡时的户数,实为刘宋时该地区的户数。     

略论方志记载的户口数

旧志所记载的户口数需认真考核。由于人口统计与赋税制度、地方官政绩密切相关,因而常有户口隐匿或夸大等现象,加之少数民族与妇女人口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古今地域差异导致人口的不统一性及历次传抄中的笔误,方志记载的户口数已失去了原始性。由于方志具有广泛的地域性、连续性．所载户口数字涉及范围广、覆盖年份多,分类更为详细,可以补正史之缺,因而对志书中的户口数既要认真核实,也要发挥它的长处,提供人口发展的大致方向和规律。     

汉晋时期的黄簿与黄籍

虎溪山"黄簿"原名并非黄簿,其性质亦非户籍,而是沅陵侯国的上计簿。目前所见走马楼黄簿同样不属于户籍,内容亦不如西晋黄籍复杂,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自殷商以后,崇黄逐渐成为古人观念中的一种历史沉淀,黄簿、黄籍之"黄"则是这种崇黄情结的反映,与汉晋间政权采用土德没有必然联系。西晋时期,一些重要的文书以黄纸为书写材料,面对此种压力,政府以简牍书写重要文书时,将非黄色简牍如白色木牍染成黄色,黄籍之"黄"因此也具有了具体颜色的含义。"黄"的二重含义表明,西晋黄籍指书写于黄色简牍之上的重要簿籍,户籍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晋令》中的黄籍甚至不包括户籍,而是指户籍以外的其他户口文书,学界将其与户籍等同,导致令文的解读存在诸多矛盾。面对户口存在的诸多问题,东晋初期对户籍制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此前一般户口文书的内容和功能为户籍文书所吸收,自此至南朝,黄籍与户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对应关系。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户口统计资料真实性探讨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记载的户口统计资料,反映了西汉后期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从西汉后期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集簿》中的户口资料,从户口增长率(9.97‰)、获流人数(户11 662、口42 752)、人口性别比(102.6)、老年少儿人口比重(6岁以下、80岁以上、90岁以上人口分别占东海郡总人口的比例为18.79%、2.424%、0.835%)到高年受王杖人数(2823人)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真实可信的。《汉书·地理志》中的户口资料也是可信的。     

1947年内政部筹办全国户口普查的一组史料(上)

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计处奉令筹备全国户口普查。该处于次年始派员赴川、滇、黔三省考察,1939年至1944年间先后在四川等省进行试查及选县户口普查,以为全国户口普查之准备。1945年3月,户口普查业务由内政部接管,并规划全国户口普查一切事宜。1947年5月,内政部户政司改组为人口局,继续筹办全国户口普查,并拟订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为了解当时筹办全国户口普查情形,特由馆藏内政部全宗档案中,选编有关此次户口普查史料一组,以供参考。     

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

米红、李树茁、胡平、王琼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发表了题为《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的论文（以下简称“米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以２０世纪初期中国人口为对象进行研究之作。该文中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指的是宣统年间及民国元年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     

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从整体上把握清末人口调查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知识、理论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人口统计在中国的兴起。湖南保卫总局的创立可视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发端,近代人口调查的初兴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除了民政部(巡警部)主持下的北京户籍调查、全国户口实数调查和宣统年间户口普查外,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全国性人口调查、大量的地方性个例调查和一些特别调查。清末近代人口调查既含有传统因素,同时还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一些制约。文中还讨论了清末人口调查结果的构成,重点探讨了宣统年间户口普查结果可能少估、多估的情形和不能确定多估少估的情形。     

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国都城市的户口规模及其演变，不仅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城市发展史探讨不可忽视的内容。但由于中国古代都城户口五方杂处，隶属关系不够明确，户籍制度复杂，户口统计系统不一，户口统计结果罕见等原因，使该项研究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困难。...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新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标志。《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规定了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户口迁移的事先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注1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法规,标志着当代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     

西汉后期人口增长率再考察

<正>关于西汉的人口增长问题,以葛剑雄和袁祖亮的研究最为深入。两位先生大体以《史记》《汉书》功臣王子侯表所记侯国始封和国除时户口的前后变化、列传所记部分郡国户口数目以及《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末相关户口数目为主要资料及计算依据,将西汉人口发展分为汉初至武帝前期、武帝用兵期间及武帝之后三个阶段（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第19～23页;《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第51～55页。葛剑雄：《西汉人口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37～142页;《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第71～74页;《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由于资料的原因 ,两宋人口的研究历来多集中在北宋 ,南宋着墨不多 ,且不提南宋后期 ,从而影响对南宋历史的理解。本文广泛利用宋元文献和明代方志资料 ,对至今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的南宋户口数据进行考证 ,建立了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南宋中期嘉定十六年和南宋末年的户口系列。在此基础上 ,论述了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对于南宋人口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并论述了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各区域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蜀国人口蠡测

献所见蜀国户口数据共计三条,其中两条只是蜀国户口的一部分。它很可能是蜀国建立之初和亡国之际所控制的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郡人口。另一条则由吴国推及蜀国,说明蜀国中期户数有望达到百万。本认为蜀国初年的人口总数,相当于东汉后期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60％左右。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其间人口有可能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由此推出,蜀国人口的峰值可达529万。     

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研究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

近年来,清代陕西人口史研究取得进展,已有若干论著面世①,但关于这些原始人口数字本身的正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另一方面,在明清中国人口史专著中,研究者着眼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故对于清代的陕西人口亦只是偶有论及。②本文以陕西旧方志中的人口资料及其他相关记载为主要依据,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结合清代前中期人丁户口登记的演变,对陕西各地方志中户口数字的真伪误漏作一具体评析。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切期以利用该类资料进行人口研究的基本前提。一、顺治至康熙五十年众所周知,赋役的征收量与田地人丁数量密切有关。田有盈…     

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

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录制度。从其"抄劄姓名,审核给历,直计口食"的过程而言,实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赈灾户口调查登记制度。抄劄制度调查登记对象不仅包括遭遇大灾、特大灾害如水灾、疾疫、地震后失去基本生活资料,不分有无产业,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水灾、疾疫、地震、旱蝗等灾情延续过程中,生活、生存受到影响,需要赈济、赈贷、赈粜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由此可知,宋代在丁簿、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等户口统计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登记全部人口的赈灾户口统计系统。     

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

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米红李树茁胡平王琼近现代人口研究是中国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关于本世纪初中国人口状况的分析对研究当代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人口领域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使得该时期的人口研究一直很薄弱。例如近年来出版的几...     

晋武帝延缓灭吴之因辨析

西晋灭吴之战一再延缓,绝非偶然,因为无论从西晋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至少面临着四大问题：其一,以贾充为代表的伐吴反对派力量十分强大,屡屡阻挠伐吴大计;其二,秦凉之变迫使西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平叛,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西晋的整体战略方针——平吴战略部署的执行;其三,汉晋之际疫病大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咸宁二年(276)前后,瘟疫大规模暴发,几乎危及晋武帝本人生命,甚至连皇太子的储位都发生了动摇。在此情况下,武帝不可能顾及伐吴之事;其四,西晋拥有一支约五十万人的军队,但其中大部分是步军和骑兵,缺少水军和战船。与吴军水师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所以难以逾越长江天险。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

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数量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官方如何认知民族并计算与管理户口,会使民族人口的数量产生较大的差异。本文将以广西为例,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去探讨为何民国时期广西被统计为民族人口的数据如此之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多少民族人口被统计为汉族户籍人口。     

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

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陈勇刘秀兰一、元和时期两浙、宣歙三道的户口升降本文所说的长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浙西、浙东、淮南、宣歙４道２３州之地。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是唐代人口增长的极点,史载当年国家所控制的编户为８９１４７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