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大学（下）

鲁迅心目中的“现代派”势力 在厦大国学院中,更多的是跟鲁迅不同调的人,其中鲁迅跟顾颉刚的矛盾最深。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疑古学派”代表人物,当时应林语堂之邀担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如果说,北京教育界有“日法派”与“英美派”的阵营,从未留过学的顾颉刚应该是无所归属;如果说,北京文艺界有“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对垒,那在组织上顾颉刚跟鲁迅同属“语丝派”。然而,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     

顾颉刚受审记——《民众周报》查抄案始末

正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特讯",内容竟然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法庭受审。作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怎么会触犯法律、接受审讯呢?原来,此前一天,即5月18日,上海开明书店遭到租界巡捕房大肆查抄,原因大概是顾颉刚主编的《民众周报》犯了什么"政治忌讳"。《立报》的"特讯"写道:"据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在鲁迅与顾颉刚夹缝中的朱家骅

这里写了三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纠葛。鲁迅战斗至死,被誉为“民族魂”;顾颉刚学术成就斐然,然最终却留下了为蒋写九鼎铭文的污点。孰高孰低,了然矣！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顾颉刚藏书记(上)

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于1980年12月逝世,根据其"藏书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的遗愿,家属将其藏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先由历史研究所代管,1988年由文献信息中心(当时称文献情报中心)正式接收,成立"顾颉刚文库".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从1923年至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共有三个版本。九十多年来《本国史》的三个版本和该书涉及的两个"案中案",贯彻了"成一家之著述"的编纂宗旨。编写《本国史》不但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教科书风波"则直接推动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体系的建立。《本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顾颉刚致郑德坤书信写作年代考

<档案春秋>(原<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四期刊登的<顾颉刚致郑德坤信函辑录>一文,公布了四川大学(华西区)档案馆藏顾颉刚致郑德坤信函22封,其中未署年代者7封,另有残件2封.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等资料对这九封信函的写作时间试作考证.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思想

本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     

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

方志学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生热衷收集和阅读地方志,并自觉在史学研究中积极使用地方志。他对方志的定义和功用等问题都表达过自己的看法。顾颉刚一生多次主持和参与修志,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顾颉刚还采取诸多措施推动方志学发展,如在《禹贡》大量刊发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大力推荐一些方志著作使其得以出版。顾颉刚还引导和扶持一些青年学者投入方志学研究,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积极培养方志学人才,并提出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研究方案。     

鲁迅和林语堂:从朋友到“最熟悉的陌生人”

正在这个社会,名流往往格外受人关注,比如鲁迅,我们一方面很想知道他的一生真正喜欢的那些人是谁,为何喜欢;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了解他厌恶的那些人是谁,为什么厌恶。鲁迅一生与之决裂的人不少,陈源、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梁实秋、林语堂都在其列。在这里,我们只说说他与林语堂的关系。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刘健明１９９３年５月，我有机会参加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蒙顾先生三女儿顾潮女士馈赠新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后又购得顾潮女士及其令妹顾洪合...     

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

顾颉刚"疑古"的志业源于1920年至1923年间他与胡适、钱玄同有关辨伪的讨论。在这长达3年的讨论切磋中,顾颉刚完成了由辨伪到疑古的转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这不仅基于胡适等人的因势利导,还特别得益于顾颉刚本人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独特理解和巧妙运用。他运用"疑古"的眼光全面审视宋儒、清儒的疑古辨伪成果,找寻到崔述和康有为两大思想库,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二者疑古的成绩与手段融为一体,推陈出新,最终成就其疑古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方法,即"层累说"。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