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

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行证伪,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而是从黄彰健先生开始的,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将这三种文献对读,找出…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近代化的标志：天津新站修建始末

正在天津海河之北、新开河畔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建筑的钟楼,这便是天津北站的象征性标志。天津北站,又称天津新站、新开河火车站,位于河北区(因位于海河以北而得名)辖区内,乃天津重要交通枢纽。这座时逾百年,由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主持修建的天津车站,囊括了半部近代天津历史。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公车上书”中冒死签名的贵州举人

1898年8月,即清光绪24年,按阴历甲子计算是戊戌年,满州大臣和内务府的顽固保守分子跪请慈掉太后拒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出的新政。老好巨猾的慈相笑而不答。那般历史绊脚石又涕泣跪请禁止,想擦边笑边骂“你们管这些闲事干什么,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及你们？”这些时候,这个宫廷老妇已和总督直隶节制北洋三军的荣禄密谋,袁世凯也大玩其两面派的无耻伎俩,向荣禄密告变法维新派的计划,他们伙同一批大臣向慈接谎称光绪帝与康梁等逆谋将回颐和园。荣禄即由天津至北京,囚光绪帝于濒台,慈接再次垂廉听政,捕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     

翰墨竞秀 名手如林——近现代天津书坛略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19世纪60年代,天津机械局、大沽船坞等一批军事工业在天津兴办。19世纪70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华洋书信馆、天津电报总局、机械铸钱局等一批官督民办工业相继成立。至20世纪初,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天津造船公司、北洋火柴厂、北洋烟草公司等一批民族工商业登上天津的经济舞台,天津开始成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展,增加了对书法的需求。例如当时较著名的商店其匾额皆出自著名书家之手,天津造船公司、天津劝业场的匾就是华世奎书写的,一些药店…     

新发现的谭嗣同扇面 沧海遗珠

前不久我在杭州收藏品市场,觅得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墨迹扇面一柄,内容是写爱当山和尚发弘愿铸护寺钟上的铭文,笔墨浓重,刚健有力。时乙未(1895年)六月,为谭嗣同在北京寓所寥天一阁所书,盖有“嗣同”印章。扇面送给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谭嗣同年谱》载:1895年谭嗣同三十一岁,春天,他在家乡湖南浏阳,认为变法要从团结志士“作育人才”开始,他于是设立了一个学会,在那里讲时势与救国道理,以集同志讲求磨砺。夏天,谭嗣同到上海,闻知康有为、文廷式在北京创立强学会,他即来到北京,参加维新活动。虽然未能见到康有为,却认识了梁启超,两个青年人意气相投,梁对谭倾倒备至。继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以康氏戊子乡试自述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康有为著述中的“作伪”问题关注较多,批评亦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似乎有必要再做探究。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赴京应顺天府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有关此次乡试不中的原因,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光绪十四年”条下解释说:顺天试已列第三名,以我经策伟,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曰:此卷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争之,徐更怒,抑置誊录第…     

李大钊留学日本前后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李大钊也随着这股热潮,于1913年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李大钊的家乡所在地——河北省乐亭县,濒临渤海,距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的唐山较近.1889年他出生时,那一带的近代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修成后正欲向秦皇岛、山海关延伸.这使他自幼就受到近代思想的影响,极想富国强民,使国家早日实现近代化.基于此,他接触新学较早,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二载后,就在京奉铁路全线通车的1907年夏天,“感到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当时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袁世凯创立的一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首届状元辨疑—《一封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催促汪芸报到的信函》拾遗

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有辛亥革命元老王葆真的夫人汪芸女士的一封信函,笔者曾结合相关文物史料,考证出汪芸女士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招收的首届状元。后来,笔者读到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的传记,自述早年报考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入学成绩"忝居榜首"。由此,对先前考证的汪芸为首届学生入学考试第一名的结论产生疑问,究竟谁是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首届状元?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重新考证后认为,因清末女学初兴,生源有限,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创建之初,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分别进行招生及考试,且分别记录考试名次,故首届状元非汪芸一人,而是三地各有一名成绩最优者,分别为汪芸、葛敬诚和沈亦云。而三状元之沈亦云、葛敬诚又分别居第一部、第二部最优等毕业生之列。     

从张鹏一日记看康有为“盗经”风波

张鹏一(1867—1944),字扶万,号一翁,富平县董南堡人,陕西近代著名学者.早年以学优入咸阳味经书院,为关学大师刘古愚之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丁酉科举人,翌年赴北京会试,得以与康有为相识,曾参与“公车上书”及保国会题名.自此师从康有为,为康之及门弟子.     

天津北洋官报局印制的官报和钞票

近日 ,笔者在天津文庙书摊 ,偶然发现了一张《北洋官报》 (图 1 ) (只有首末两页 ,可惜没有正文 ) ,随即购藏。《北洋官报》是折叠册子式 ,纸质柔软洁白 ,边框是祥云纹样 ,报头左右是龙图 ,中有“圣祖庭训格言”六字 ,中间是庭训格言全文 ,右边框篆文直书“北洋官报” ,左边直书三行“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三” ,“第三百十七册” ,“本局开设天津河北狮子林” ,下框内是本册目录 ,有趣的是首页的版式 ,与元、明、清通行的宝钞一脉相承 ;末页有横滨正金银行广告 ,该报在全国各地的代销点 ,还有火车、轮船时刻表 ,当天的金、银、铜元的牌价 ,左边…     

周学熙与北洋工艺局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周学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企业家与改革家。他的企业活动开始于北洋初期,当时经营有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还有北洋工艺局(又名直隶工艺总局)。本文仅评述其创办经营北洋工艺局的活动,及其对早期天津和直隶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张未公开的李大钊历史照片

李大钊1914年留日期间与直隶同乡会7名同学的合影照,最近在天津市被偶然发现。该照片摄于东京,画面清晰、保存完好,从未公开过。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3年,24岁的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今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附近)毕业。在校6年间,他主编《言治》月刊,并兼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读者来信

<正>@上学在北庙:贵刊第19期策划的北戴河专题我特别喜欢,但有一个地方提到张学良到北戴河是住在章家楼,此处是否为张家楼之误?值班编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张学良在北戴河入住的章家楼并非为张学良所建的别墅,别墅的原主人是天津富商章瑞亭。章瑞亭在天津经营恒记德军衣装、恒源帆布厂、北洋纱厂等企业,与张作霖关系密切,东北军的服装完全由恒记德承做。     

近代邮政时期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

上海是我国近代邮政策源地之一。清光绪四年（1878年）,总税务司赫德建议设送信官局,清政府总理衙门以其议商之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复拟开设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     

复辟失败后的张勋

复辟失败以后,张勋搬到了北京方家胡同的一所住宅(据说那所房子原是清朝太监小德张的寓所)去居住。同年年底,我曾到那里去看了张勋一次。那天到他家里去会他的人很多,傍晚张勋准备了一席酒饭,留几个比较熟识的客人在他家里吃饭。那时张勋仍旧梳着大辫子,只是较我在徐州看到他的时候更加苍白了一些,精神也大不如前了。当晚张勋喝了许多酒,酒饭之间他谈起了复辟之役的事情时,曾谈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诙谐地说:“康广厦(即康有为之字,号称长素)助我,梁卓如(梁启超之号,别署任公)讨我,这不能说是青出于蓝吧(按: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学生)。”张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