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交聘使者及使团

以使者为交聘媒介是周代交聘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时已经形成了一套从使者任命、使者职责、行为规范、使团组成,直至返国复命等比较完备的遣使制度.使者及使团其他成员的任命是根据其层级的高低由上而下分别由国君、"宰"及"有司"等三个层级进行任命和挑选.交聘使团由交聘使者、事务人员、武装警卫人员构成,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密切配合,协同完成交聘使命.其不仅在周代的交聘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日后汉唐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交聘使节制度提供了蓝本.     

礼仪之争与阿美士德使团徒劳而返

本文摘译自克拉克·艾贝尔的《1816和1817年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记事》(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一书的第三、第四章。艾贝尔是英国地质学会成员,阿美士德使团的首席医官和博物学家。这部著作于使团返英的第二年即1818年出版,其中包含有"最有趣的阿美士德使团到达北京朝廷的记载和对所访问国家的观察"。     

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国园林之西风东渐

1794年,当马嘎尔尼使团未能完成外交和商业目的离开大清的土地时,使团的另一个任务——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随着使团成员的日记、著作、绘画的陆续面世,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往对中国那些浪漫的想象逐渐被破除。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对外贸易相当频繁,经常向中原地区和西域及周边诸政权派遣使团,这些使团规模大人员庞杂,有官员也有一般随员,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商人和僧侣,在一般情况下,使团成员都要携带一些纺织品或其他质轻价高的物品去贩卖,同时将其他地方的物产贩到敦煌市场出售,或经敦煌再转售到其他地方。     

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

日本对东三省的侵逼是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要外因。五大臣出洋考察政策出台后,日本先是极力打消中国使团为维护东北主权游说列强之意图,而后随着"日比谷烧打事件"及"吴樾投弹案"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成功促使载泽使团放弃"先欧后日"计划而先行访日。载泽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帝室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君权宪法"讲座,促使中国仿行日本宪政。日本"殷勤"接待的背后,隐藏了其"拉中制俄"的对外战略与推行大陆政策、创造对华扩张契机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应对载泽使团的对策体现了外交仪式、国家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社会学的解读:英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有随团制图员亚历山大绘制的一份完整的访华见闻图。由于绘图者视角的特殊性,这批绘画成为研究当时中国社会不可多得的形象史料。画家描绘了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肖像,也描绘了交通工具、建筑、军事、运河等场景。从社会学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生活状况,以及中英在军力、船舰、生产方式、宗教风俗等多方面的差异。     

解读关野贞的中国建筑图像记录

图像记录是建筑遗产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原真性"的重要依据。1906至1935年之间,日本学者关野贞对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本文是对关野贞中国建筑图像记录成果的介绍。这些图像记录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研究的起步,发挥了"信息源"和"催化剂"的作用。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考察

161 8年 ,俄国佩特林使团来华 ,拉开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序幕。到鸦片战争之前 ,由俄国外务衙门正式派遣到中国来的外交使团共有八个。本文拟对这八个使团人员构成的情况做一考察。巴伊科夫使团 ( 165 3— 165 7)使臣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使团其他成员 :托博尔斯克城鞑靼人头领彼得·亚雷日金 ,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巴巴托夫 ,图林斯克商人奥尔丘什卡·达尼洛夫 ,托博尔斯克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尤菲米耶夫·乌斯丘扎宁 ,军役人员米季卡·曼诺沃 ,伊瓦什卡·马梅金 ,格里什卡·普罗克申 ,格里什卡·伊林。巴伊科夫是…     

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

包括地图在内的图像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图像所反映的其与被绘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图像这些方面史料价值的思考才能更为深入的挖掘图像与众不同的史料价值,也才有可能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回应重要的史学问题。当然,对图像史料价值的挖掘,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需要我们对历史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知,这些都涉及到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史料不是救世主",如果有"救世主"的话,那么也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     

路易十四派遣“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来华的背景

17世纪,葡萄牙国力日渐衰败,令其无法再从经济上支持传教士的东方拓展之旅,这不仅让罗马教廷颇为不满,而且让欧洲新崛起的法国看到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机会。当时法国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葡萄牙所拥有的保教权;二是罗马教廷所要求的宣誓问题。但是,法国政治、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需求,加之暹罗使团的突然来访,让路易十四最终决定派遣有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之称的耶稣会士跟随暹罗使团前往东方。这些耶稣会士便是在中法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家数学家"。     

论禹之鼎为王士禛绘制多幅肖像的原因北大核心CSSCI

清康熙年间,画家禹之鼎为诗坛祭酒王士禛绘制肖像达12幅之多,创作时间延续27年,这在画家的艺术生涯中仅此一例。作者通过对这些图像的梳理,并结合文献、文物,揭示出禹氏为王士禛绘制大量肖像的原因,其一是王氏好尚"写真",并以肖像作为揄扬盛名的手段;其二是禹氏画艺超群,得到诸多文人的首肯。     

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

大中五年二月,首班沙州使团到达长安,悟真出任使团首领,高进达只是使团普通成员。由于宣宗对河陇失地的经营并不热心,归义军与唐朝在大中年间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随着宣宗、懿宗的替代及凉州等河陇重镇的收复,唐朝开始通过在河陇地区析置节度、分割归义军辖区等方式,持续削弱归义军的势力,所以两者的关系在咸通年间呈现出恶化趋势。张议潮于咸通八年入朝与其兄长张议潭病逝在长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而应是咸通年间唐朝经营河陇策略持续实施的结果。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禹之鼎为王士禛绘制多幅肖像的原因

清康熙年间,画家禹之鼎为诗坛祭酒王士禛绘制肖像达12幅之多,创作时间延续27年,这在画家的艺术生涯中仅此一例。作者通过对这些图像的梳理,并结合文献、文物,揭示出禹氏为王士禛绘制大量肖像的原因,其一是王氏好尚"写真",并以肖像作为揄扬盛名的手段;其二是禹氏画艺超群,得到诸多文人的首肯。     

17、18世纪西方古地图上的厦门港

<正>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有一个古地图特藏库,特别收藏了几百幅15世纪以来西方人所绘制的中国古代地图,系统反映了15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发展历程。1这些地图大部分都扫描发布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笔者在其中发现了两幅由西方人绘制于17、18世纪的厦金海域地图。在位于台南市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中,还藏有另外三幅西方人绘制于17、18世纪的厦金海域地图,扫描发布在台湾"国家文化资料库"网站     

东亚视野下的渤海国医政与医师——以东亚相关史料比较为核心

关于渤海国医师的唯一文献记载见于日本史籍《类聚三代格》,而通过钩稽唐、日本及新罗等东亚地区相关史料进行比较,可以对渤海国的医政制度及医师情况做出如下推测:渤海国医师隶属于太常寺下辖的类似于太医署的机构;渤海国仿效唐朝建立了医学教育和管理体系;中原医籍已传入渤海国并成为医学主流;渤海国遣日使团中的医师主要作用是治疗患病的使团成员,而由于医师数量、医学水平等限制,医师没有成为渤海国遣日使团中的常设职位。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对正统二年三月一日在杨荣的私家花园"杏园雅集"活动做了图像表现。这是一位宫廷画家在业余时间的绘画活动。雅集活动与图像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破解背后的真实用意和功能。自始至终都以"政治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彼此交织的一系列讨论。     

英国第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和要求

一七九二年,英国派出以马卡特尼(旧译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聘问中国。这是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个使团档案材料,《清实录》收集甚多,英国印度事务所档案部也储藏不少。此外,该使团中人的纪录和时人关于使团和大使的著述也有数种出版①。目前西方史学家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研究的,以普里查德②为最著。     

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研究

敦煌壁画保存着自北凉至蒙元时期丰富的音乐图像,其中包含关于中国古代乐器、乐队、乐舞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而通过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图像进行系统考证,对增补中国古代音乐史大有裨益。同时,对敦煌壁画中音乐图像真实性的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确定壁画音乐图像的来源,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音乐史中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讲,二者目的是统一的。音乐图像是壁画的组成部分,而画稿又是壁画绘制的基础。从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入手,以分析和对比的方式探讨壁画音乐图像的来源,可以印证音乐图像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