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连载上)

十年浩劫,冤狱遍地,其中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周扬的遭遇是令人关注的。这位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的文艺理论家,运动初始即遭猛烈批判,被打成“文艺黑线”的“祖师爷”,直至批斗示众,身陷囹圄,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作者采访了周扬的女儿、秘书及众多知情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叙事状物,如历如睹。详情请看《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     

政治史意义下的文学史写作——《周扬与冯雪峰》序言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经历了“…     

进去的原因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的三位牢友互相问起进去的原因。第一次是资深牢友：“我因为反对周扬。”第二位刚进不久：“我因为拥护周扬。”第三位老者语出惊人：“我就是周扬。”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读了龚育之同志《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获益良多;特别是其中第十八节“两个癌症”,跟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关系更为密切。细读之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初见周扬是在1977年10月下旬。当时北京许多高校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急於澄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

周扬、冯雪峰皆为文化名人,1931年在周扬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提高到“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对此,周扬完全不接受。两人因此交恶。历时近半个世纪,直至1975年才“相逢一笑泯恩仇”。《〈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一文详细介绍了两人交恶的来龙去脉,论证缜密,资料翔实。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 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向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     

康有为名联的一字之差

《百年潮》第三期载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谈到作者在天津看到康有为写的一副贺吴佩孚五十大寿的对联。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联中“百岁功名才一半”一句,据我的记忆,应是“百岁功名垂一半”。我在最早读到龚的这篇稿子时,曾向他提出这个“一字之差”。龚说他对这个字已记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从《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上读到《周扬秘书谈周扬》(此文原载《人物》1999年第9期)。文中提及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中关于党员作家的一段话,说“周扬的这段话是真情。”我对周扬无研究,不过可以讲一点有关的事实和看法以供参考,因为这篇序言是我起草的。上面说的“周扬的这段话”照抄如下: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一)

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的章。该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关于周扬和夫人苏灵扬的对话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在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的同时,也对他的夫人苏灵扬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她也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苗条的夫人的支持。”也可以说,就是池田先生这样一段赞语,促使我设法去了解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我想,他们肯定是值得人们大书特书的。抱着这一想法,笔者采访了周扬、苏灵扬的女儿周密和曾担任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以下是谈话记录:     

争爱情不争躯壳——田汉之子忆父母爱情哲学

1968年12月,据说那时的北京飘着雪花,田汉在被“文革”造反派囚禁的禁闭室内死去.他死的时候,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叫李伍,不是田汉. 直到田汉去世11年之后,1979年4月25日,一千多名各界人士才聚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那些与田汉一同受诬陷、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情绪格外激动,茅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田汉的一生,“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近百年来天津画坛及其画家（下）

以张兆祥、刘奎龄为代表的“融合派”和刘子久、陈少梅、张其翼为代表的“京津画派”,并不能概括近百年天津绘画的全貌。除北京“国粹派”画家的影响外,“海派”对天津画坛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清末天津画家胡淮、辛樾、辛元辉所作花卉、翎毛,挥     

城市探险在中国

中国城市探险活动正逐渐兴起。那些不愿被程式化生活束缚的年青人纷纷开始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大城市,都已经出现了城市探险的人群。但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种不被外界了解的“亚文化”。而媒体对于这个群体关注最多的。是被称为“中国城市先行者”的陈楚。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避难

1920年2月,李大钊为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避免再遭拘捕的危险,亲自护送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了相对安全的南方。据说,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从而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李大钊当年护送陈独秀南下避难的这段经历,多年来有关记述不一．     

关于《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的补正

(一)《忆周扬》(载本刊第三期)所记196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学者中的“文史哲”三人,应为: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原文把刘大杰误记为周谷城(见第25页)。(二)《忆周扬》最后记述了1988年我给“一个方面的领导”上书,建议借文联换届改选的机会,对上届主席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表示一种敬意(见第34页)。     

"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 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根据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