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藏郑文焯手批《陶渊明全集》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叔问、大鹤山人、冷红词客,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属汉军正黄旗,自言原籍山东高密.近代著名词人,有《大鹤山人词话》、《大鹤山人诗集》等传世.郑文焯,还是近代的文学评点大家,批点过《清真词》、《白石词》、《梦窗词》等.郑文焯也亲手批校过《陶渊明诗集》.     

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

大禹是我国维炎黄之后又一人文初祖,夏王朝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对中华民族的缔造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大禹与羌有着密切的关系。众多史籍均言“禹生于西先”或“禹兴于西羌”。这应是中华民族的忠实记述。诚如晋人转引《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陆贾《新语》言：“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谓：‘”禹兴于西先”;以及《水经·洗水注》于广柔县云：‘”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等等均是。…     

《仪礼》中之“侧”字解

唐贾公彦《仪礼疏》、清张惠言《读仪礼记》,都是研究《仪礼》的代表作,然其注解《仪礼》之经,多有可商榷。如对于“侧”字之解释,贾公彦谓《仪礼》中“侧”字有“特”、“旁”二义;张惠言谓《仪礼》中“侧”字．皆训为“特”。详检《仪礼》全书,“侧”字出现凡十七次,计有三义,一日特、独、无偶;一日旁、边;一日昃也,即日偏西时。非皆“特”训也。     

姓氏出状元

唐玄宗先天元年依例举行科举考试,有个考生姓“常”名叫“无名”,因姓名奇特而引起了考官们的兴趣。唐代对道教比较重视。而道教经典《老子》一书,开篇第一句便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虽然他的文章不可能取为状元,但“常无名”这个名字的道教昧儿很浓,被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主考官们看中,常无名也就阴差阳错地被取为状元。     

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未佚

《文物》1986年第3期刊登的丁明夷同志《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一文,介绍了北周"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的情况,并据此考证了北朝道教造像的有关问题,值得一读。但此文开始即谓"强     

释《中庸》“吾弗能已矣”

《中庸》解者众多。内中的“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一句,旧解似有未洽。自罗振玉在《存拙斋札疏》中将“素隐”解释为索隐,并引《易.系词上》有“探赜索隐”为证后,前一句语义才较确定明了。但是后一句“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仍有未通之处。郑玄注“弗能已矣”为“汲汲行道,不为时人之隐形”,孔颖达疏为:“已,犹止也。吾弗能如时人半涂而而休止,言汲汲行道无休已也。”朱子集注谓“已,止也”,所解与孔颖达相近。但是根据他们所解,虽然“半涂而废,吾弗能止”与“素隐行怪,后…     

浅谈“壹发五豝”之“壹”

《诗经·召南》有一首名叫《驺虞》的小诗,全诗仅两章六旬,其中“壹发五豝”“壹发五■”之“壹”,注者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１）“壹”为数词说。把“壹”解为数词“一”,认为是指所射箭的数量,而“发”解作“射”。这是大部分注释者的意见。郑玄《毛诗笺》云：“君射一发而翼五猪”,朱熹《诗集传》仍之,谓“一发五豝,犹言中必叠双也。”邓荃《诗经国风译注》说得更直接,“只发一箭,把五只小野猪打伤。”（２）“壹”为语词说。马瑞展《毛诗传笺通释》说：“‘壹发五豝’、‘壹发五■’二壹字皆发语词”…     

魏晋玄学家是如何看待孔子的

<正>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即“玄远之学”。玄学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专门讨论远离具体事物的“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正如老子《道德经》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许慎《说文》说：“玄,幽远也。”据此可知,“玄”指的就是幽深玄远的微妙之道,因此,玄学力图体现天地无穷奥妙的运化作用。     

召伯其人及其家世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艹发)。”这是《诗经》中歌颂召伯的诗句。在“国风”的160篇诗歌中,“召伯”一词,仅此一见,是个孤证。召伯是谁?史无明文。汉儒都认为召伯就是召公。《诗序》云;“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于召公。”《史记·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诗。”郑氏《笺》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也。”意谓先为召伯,后晋为召公,这一说法,千古没有异辞,揆诸铜器的铭辞,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从梁山七器谈起前清道·咸年间,在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今属梁山县),出土了七件铜器,它们的铭辞是;     

试论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底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素有中国道教发祥地、正一道祖庭之称的江西龙虎山,以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统领天下道教事”的宗教地位和“北孔南张”的天师世家声誉,吸引了各地方士及高道来此修炼。经过1800余年的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在道教经书、符箓治病、斋醮仪式、道场艺术、修炼方法、人物活动、宫观建筑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目前,学术界对龙虎山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和学术界开始有规模地研究中国道教,龙虎山道教文化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道教思想理论、天师道的形成和发展、道教的斋醮仪式、道教的生命观、道教与医学等方面(贺绍恩：《龙虎山道教文化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龙虎山道教音乐和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从龙虎山正一道的道教文化传承、社会影响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龙虎山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一龙虎山道教的始末龙虎山远离都市,环境清幽,是道士炼丹修道的理想之地。根据有关传说,战国时期仙道大师鬼谷子来到鬼谷洞修道,开启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先河。东汉时期,张道陵炼丹于云锦山即龙虎山,创立中国原始道教。张道陵炼得“神丹”后,访西仙源碧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在龙虎山行医修炼30余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得知蜀中人患瘟疫,故前去救治,并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后人称其为天师道。至孙张鲁时期,天师道已建立了具有宗教、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天师道组织据有川东,掌握实际的地方政权,对川东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汉丞相曹操深恐天师道势力的扩大,对天师道组织进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曹操授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五子、阎圃等为列侯”;而子张盛拒不受封,遂“携印剑经箓,自汉中还鄱阳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嚣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六《天师世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张盛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尊张道陵为掌教天师,依托祖先立龙虎宗,正式创立了正一道。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虎宗正一道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没有得到信奉和肯定者”(郭树森：《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鉴此,张盛及其后裔对正一道教义进行改造,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忠”、“孝”、“仁”、“义”作为修道之本,参用佛教理论中的因果报应以充实正一道教义,并打起“佐国佑民”的旗号,以寻求朝廷支持和民众信奉,达到扩大正一道社会影响的目的。经过改革,正一道完成了由民问道教向官方道教的历史性转变,其影响从唐朝开始显露出来。唐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为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道教的“皇宗”地位。唐高宗于乾封二年(667)“幸老君庙,追号秘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神龙元年(705)中宗令天下贡举之士兼习《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并御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此背景下,龙虎山正一道得到了朝廷的扶植。唐玄宗时期,朝廷对龙虎山天师相当重视。天宝七年(748)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箓,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箓,赐金币,免租税,在京师设立授箓院。玄宗还亲自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赞其“貌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元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艺文·纶言一》,第126页)。唐玄宗对张天师大加嘉奖,其后几代皇帝也争相效仿。唐肃宗曾降香币,建醮于龙虎山。唐会昌中(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湛,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朝从高宗至玄宗再至武宗的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植天师及其后裔,龙虎山正一道在皇权的庇护下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两宋以来龙虎山正一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师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皇帝不仅命天师统领“三山”道教,而且还向天师询问治国之策。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改龙虎山“真仙     

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13地理类、《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玉海》卷153朝贡、外夷来朝、唐渤海遣子入侍条均记张建章《渤海记》(原作《渤海国记》,此据《东都事略》卷18及《张建章墓志》改)3卷,然3卷卷目不详。《张建章墓志》谓张建章“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这里,墓志言《渤海记》内容有三,分别为风俗、宫殿、官品。宋人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分别有“国土风俗”、“建官制度”、“宫室制度”等小目,可见“风俗”、“宫殿”、“官品”也可能是卷目,即《渤海记》可能分为风俗、宫殿、官品3卷。《渤海记》风俗卷内容可考者颇多。《新唐书·渤海传》谓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馀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     

韩非子“听言之道”述评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君的听言,为言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治乱的问题。申子所说的“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慎言”、“稀言”、“不言”“多闻”、“多听”、“多谋”等等主张由来已久。《管子·九守》曾提出过“听之术”。但很不具体。将听言之道具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是韩非。第一,他的许多篇章专门记述君王听言为言的经验教训;第二,韩非有几篇专门论述为臣进言之难之险之技巧的文章,从臣下为言方面丰富深化了人君的听言之道;第三,他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提炼出一套“听法”、“听言之道”。固然韩非的听言之道,许多是从“潜御群臣”出发的,因而流于诡秘权诈,但也有许多是从取得正确的认识以便作出正确决策出发的。因此清理一下与糟粕相杂的精华部份是值得的。     

《论语·子路篇》校点两则

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论语》中的“即戎”当为“節戎”;根据《论语》的一贯思想和“教”、“以”的用法,《论语》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当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浅论 “大学之道”

一、问题的提出《大学》原是《小戴札记》中的一篇,后为宋人朱熹抽出,重新加以整理,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且被列为“四书”之首。朱熹认为汉代人所传的《大学》,章句上有错简,他便另行考订,将《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大学》之“经”为孔子之言。因此,今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为戴圣所传,一种为朱熹所订。这两个本子除在文字排列方式上有较大不同之外,内容基本相同。《大学》开首第一段（即朱熹所谓的“经”）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于右任留诗商洛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国民党元老,名书法家、诗人,陕西三原人于右任先生,一生诗作近千首,见诸《半哭半笑楼诗草》、《变风集》、《右任诗存》、《于右任先生诗集》(台湾)、《于右任诗歌萃编》……然先生写于陕西商洛的一首绝句,似鲜为人知。     

《同书异名通检》、《同名异书通检》补正

甲、不同作者之书误合为一者 1、75页:《龙州道人诗集》10卷,宗眉山刘过撰,清乾隆刊本,又名《斜川诗集》。 按:州当作洲,《龙洲道人诗集》,《四库全书》本为14卷。作者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庐陵人,南宋宁宗时人。《斜川诗集》,眉山人苏过撰。过,字叔党,苏轼之子,自号斜川居士。此将二人之作混为一谈,大误。 2、243页:《皇明十大事》1卷,宋岳珂撰,津逮秘书本,又名《次柳氏旧闻》、《桯史》。(见99页、298页) 按:《皇明十大事》,应作《明皇十七事》,明皇指唐明皇,书为唐李德裕所撰,以所记为唐明皇遗事十七条而命名。遗闻得之于柳芳后人,故又名《次柳氏旧闻》,柳理《常侍言旨》称之为《柳史》,     

《说苑校证》订补

《说苑校证》二十卷．向宗鲁先生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向著事义兼释．博览洽闻．是目前最精审的本子。但千虑一失．智者不免．通读之后．发现尚有可补可议处．今胪列于下．就正于方家。（1）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君道篇P14）向校：就世犹即世。（左·成十三年传》“献公即世”、“文公即世”．谓死也。按：《尔雅·释诂》“就．终也”。字或作．《玉篇》“,终也。”就世．终世．也就是“死”。《左传》“即世”．即、就同义。向氏谓”‘就世犹即世”．适本末倒置。（2）北面拘指。（又P16）向校：刘曰：《淮南子·修务训》“弟子句指而…     

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郑玄《鲁礼禘祫志》辨

郑玄《鲁礼志》据《春秋》记载,鲁国君三年丧毕,行祭于太祖庙,明年行祭于各庙;三年后再行祭,五年再行祭。如是更迭而行,所谓“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谛”。鲁行天子礼,故天子礼同。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郑氏说不可信。一、先秦古籍唯《礼记》三处有“”字,均作祭祀方式讲,不是祭祀名称,根本无祭。二、郑氏云“某年某月”、“某年某月”,多数为推测之辞,不见于《春秋》。即《春秋》所载七次祭事,也只有二次为祭,其余为四时祭及有所祈祷之祭。三、“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为《公羊传》及何休注采用汉《礼纬》之说。经考证鲁国君三年丧毕,只行一次祭,或在太祖庙,或在己庙,以定昭穆之位。郑氏之误,由于信纬书之说。     

试论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与自我实现

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使得“万物”相对“道”的绝对存在必然是完全摊平、一律平等的,这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实现最为“形上”的根据和前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管子》四篇和《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则对老子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它们把老子之“道”“形下”地功利化、实用化、操作化、法术化了,把老子主要着眼于个体自我实现之“道”“修正”成为对确定、刚硬的法度的严格遵循。这样,老子的个体自我实现之“道”也就变成个体自我的泯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