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

笔者曾写《“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其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原文大意是:(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说,“按《康熙通志》载,太祖赐水西土官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僻在云贵’之文,是贵州之名宋世已有”;又《贵阳府志·沿革〉说,“五代之际,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伪‘矩’为‘贵’。太祖因其所称者,用为贵重之民,‘贵州’之名于是起矣”。关于“宋太祖敕书”事,据说为安氏家谱所载,未见于〈宋史〉。检阅〈宋史·太祖本纪〉和〈蛮夷传〉均未见。这种内附,朝贡的记载甚多,独…     

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

本文通过对史书中有关安禄山等杂胡记载的考察,论述了唐代活动在北方的原出粟特地区的“杂胡”在文化上所受到的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各种影响,并结合个案指出当时的“杂胡”实际上并不具有统一的族属意识,其成员认同胡人还是突厥往往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此外文章还揭示了粟特后裔在晚唐五代的进一步“内亚化”,从而动态地分析了入居北方边境地带的粟特人所经历的文化变迁。     

“青冈岭”与“青冈峡”——兼说清远军、甜水谷、萌井

民国时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收有青冈岭辞条（第568页）,该辞条的释文是“青冈岭：在甘肃环县北,唐开元四年,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击突厥叛军于青冈岭。亦日青冈峡,又日青冈川。《赵殉聚米图经》：青冈川在环县西北。本灵州大路,五代时,康福大破吐蕃兵于此。”这一高度概括而又精炼的释文,清楚记述了青冈岭、青冈峡的历史与处所位置,但是细考释文,青冈岭与青冈峡虽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第一段]     

石原慎太郎其人及思想——兼评《日本可以说“不”》

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出版后,成为日本国内畅销书,一年之内再版10次。并且在大洋彼岸引起了强烈震动,立即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国会内部广为散发,成为研究新日美关系和日本战略走向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者,对此书也极为关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个中译本问世。一本小小的小册子,何以引起如此大     

“五种意识”的较佳体现——评2006年版《龙岩市志》

2006年版《龙岩市志》（以下简称《龙志》）正式出版了。该志由林汉扬主编,方志出版社出版,全志分三册,4360千字。拜读该志,深感它是一部“五种意识”体现较佳的设区市市志。笔者由衷地向该志主编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祝贺。     

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

永嘉之乱中原流民迁入河陇,北魏太延五年河西士族东迁平城,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转移保存中原文化的移民事件。事实并非如此,以移民迁入河陇来说,学者们所热衷于讨论的永嘉移民使中原学术转移保存于河陇说,实际上是对陈寅恪学术观点的误读。陈寅恪先生所论是指文化重心转移而非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之转移。而河西士人东迁平城后,因其境遇很差,对北魏的贡献大打折扣,但河西士族被竭泽式地迁出,却使河陇,特别是河西历史学术发展一蹶不振。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朱蒙之死新探——兼说高句丽迁都“国内”

本文通过对史籍“王莽朝记事”的辨析,认定中国史书关于高句丽国王“驺”的记载实即朱蒙,从而证明《三国史记》关于朱蒙之死时间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朱蒙应死于王莽在位之时,在此之前,琉璃王仅是“摄政”而已。至于迁都问题,学界亦多有误解。琉璃王是将首都迁到了霸王朝山城,而后由大武神王将首都从霸王朝山城迁到了国内城(今集安市)。     

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近年来 ,关于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论文屡见于多种学术期刊。对花纹的意义众说纷纭 ,其中主要有图腾说、辟邪说、萨满通灵说、目前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影响甚大 ,他的观点广泛影响了学术界。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商周时期 ,在人们的精神上是一个巫术时代 ,并且几乎把所有青铜艺术都解释成巫术的表现。似乎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的步调。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世界文化是多样发展的 ,中国青铜器艺术能否用弗雷泽理论加以解释 ,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精…     

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

郑州市地下埋藏着极为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冈、洛达庙和南关外三处是有代表性的文化遗扯。二里冈位于郑州市的东南面,因距旧城二华里而得名。这一带高出周围地区约5—10米,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600米,时令河从遗址的西侧穿过,北流注入熊儿河。1952年秋季在二里冈发掘到上、下两层商代的文化遗存,根据郑州市人民公园商代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各层出土文化遗     

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

已故吴于廑先生在1978年首次提出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主张摒弃以“剑桥三史”和前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而用以世界为一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认识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新的世界通史①。从那时至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其间吴先生关于整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兼评“5.15”判决书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违背国际公约进行化学战,战败之际又秘密按埋和丢弃化学武器以掩盖其罪行,在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战后使众多中国人惨遭伤害,身心备受摧残。同时也造成环境的污染,潜在的危险性日益加重。根据《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规定,日本有责任销毁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近年来,部分中国受害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有积极的意义。今年5月15日日本地方法庭宣判,承认原告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但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是毫无道理的,是在寻找种种遁词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天文”、“人文”解——兼评庞朴同志“天人合一”论

《光明日报》《哲学》(1986.1.6)发表了庞朴同志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一文,(以下简称《论纲》)《周易》中的“人文”一词.用以等同于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制度,反对教会箝制人们的思想,要求实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所谓“人文主义”,我当时读后,便以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在一次科研报告会上评议过.不意事隔两个月之后的三月十七日《哲学》栏同时发表了两篇和庞朴同志商榷的文章,一是黎鸣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主义精神吗?——与庞朴同志     

续志记述科技志浅议——兼评《德庆县志（1979-2000）》“科学技术”志初稿

科学技术，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力量，以现代言更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有人说一个地方其科学技术是弱是强、科学技术运用是多是少、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大是小、科学技术成果是丰是歉、科学技术市场是旺是冷，是这一地方文化昌盛与否、经济发达与否和未来综合发展实力是强是弱的一个表证。作为记述一个地方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县级志书，对当地的科学技术予以记述乃人之所望、史之所需。故尔，际今第二届修志工作走到现在，对县志记载科学技术，从整志安排、专篇（章）立目、具体载述与如何反映时代特征、表现地方特色予以议论探讨仍有其必要。     

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

如何确定中华历史疆域的标准是中华史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人为的规定一种标准,把复杂的历史疆域问题简单化。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政治──文化中心有层次之分,一个政权（包括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转移,应对其转移的疆域归属作出正确判断。所谓“一支两用”史观正是因错误判断民族归属与历史疆域而产生的错误观点。     

研究历史文化,不可恣意曲解史实——就“周瑜故里”与舒城县“周瑜文化研究会”商榷

<正>三国名将周瑜,其籍贯哪里、究竟何方人氏?从相关史料所知,早于清朝始,相毗邻的庐江、舒城两县便开始了周瑜籍属之争。虽说双方都没有留下相互争辩的具体文字,但在现存的清康熙、雍正、光緖等版本《庐江县志》和《舒城县志》中,两县均以周瑜为本县历史人物立传入志。一说"今庐江县人",一说"今舒城县人"。时至当代,周瑜籍属之争方兴未艾。庐江、舒城两县,除了在续修地方志书中,继续将周瑜列入本县历史人物载入各自县志中的     

西周匍雁盉与邢公簋的再研究——兼评袁广阔等以铭文“丼”定王臣说

根据相关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西周匍雁盉铭文中的“邢公”是应国使臣对邢侯的尊称,邢公簋铭文中的“邢公”不是王臣,而是邢侯的自称。以铭文中的邢字作“丼”则定为王臣,这一说法是不准确、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