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苏皖水灾中的救济差异及皖北困境

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皖北发生水灾,然而两省的救济却受到了"厚此薄彼"的对待,正当苏北的救济热火朝天之时,皖北救济却是举步维艰。从苏皖两省的政治地位、财政重要性、区位差异、战争影响等方面分析"厚此薄彼"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为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一些趋利避害的经验和教训。最后,皖省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自我救济之路,不但较为成功地对皖北进行了救济,还在无意间突破了传统的荒政体制,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水灾及其发生机理

通过分析、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发生的特征、机理及其与地区性水灾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水灾与地区性水灾关联度不高,江河暴涨暴落是城市水灾的主要致灾因子。水灾高发城市大多与城市所处的微地形地貌环境有关,62%的城市水灾发生在仅占总数17%的县城,突发性、局部性是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的显著特征。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严重性,区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以及应对水灾的方略与措施,决定了城市水灾发生的频次与程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城市水灾发生机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建国初期广西匪患对水灾的影响

解放初期,土匪趁我大军过后以及新生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余,大肆的在我省进行烧杀抢掠,破坏农田水利、道路交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匪患,作为建国初期广西水灾的主要人为因素之一,只有彻底的消灭省内的土匪恶霸,人民才能安心生产,全身心投入水灾救济工作中,所以在建国后的两年中剿匪工作作为广西各级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旧中国的天灾

19。g年湖北省特大水灾,灾区达30余县,灾民3。0万。这是湖北的灾民们 1917年7月天津海河发大水后,洪水淹没天津城.10万人无家可归。图为驻天津北洋第一混成旅第二团赴灾区惰形。 1925年四川大旱,50万人死于灾荒,70。O万人流离失所。图为綦江县饥民惨状。 1917年冀鲁地区特大水灾,以河北灾情最重,被淹103个县.灾民达635万人。图为拒马河泛滥.淹没涿州街道情形。清末灾民,在等待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给予救济。 (1909年 30年代初.连年灾祸,各地开粥厂救济。图为等待撤济的灾民们。● 1931年8月 长=_=[特大洪外:,遍及鄂、湘、川、皖…     

近代广西的水灾研究

由于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近代广西的水灾日趋严重。水灾发生的频次较前代明显增多,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水灾主要集中梧州、南宁、浔州及郁林州等府县。同时,水灾还呈现出连续性、灾区广、灾情重、多灾并发等特点,给近代广西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宪宗元宵行乐图卷赏析

唐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记录了魏晋时期魏高贵乡公所画《新丰放鸡犬图》。从名称上看,此画描绘的是当时农村日常生活情景。唐代风俗画更多,据裴孝源记载有如刘填《少年行乐图》、杨修“两京图》、史道硕《田家社会图》、顾宝光《洛中车马图》《越中风俗图二卷》、史文敬《张平子西京赋图》、杨子华《邺中百戏图》、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从骆谷道到佛坪厅——秦岭深处的天与人

秦岭山高谷深阻碍南北交通,古人为穿越茫茫秦岭,开拓了多条道路。环太白山南麓的骆谷道即以南山捷径、险象环生而闻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林木采伐区域的推进,自明中后期,骆谷道已衍生出多条路径,依山就食者众多。清乾隆中后期,流民涌入南山老林,以刀耕火种、砍伐林木维生。清廷于此地设立佛坪厅,将厅城建在骆谷道中段之佛爷坪,以发挥安抚流民、剿灭匪患、控制要道、稳定边防的作用。但资源消耗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无尽索取,最终导致水土流失、灾害频发的生态危局,佛坪迅速衰落。加之匪患频仍,在生态、生存双重危机下,最终导致县治迁移。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古今图书集成》土地数据的价值及存在问题

《古今图书集成》辑录了省、府、县三级土地数字,上限"原额"大体是明万历清丈后的数据,下限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种基于分县统计资料的全国性大汇总,是明清土地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断面"基准"数据。征引的方志有些现已难以查到了,故而登录的土地数字就愈显得珍贵。可是,《古今图书集成》辑录的土地数字来源于官修方志无论在统计口径,还是在数据单位内涵上均存在着繁简不一、登记纷乱的现象,误差也很大。只有对其资料来源、属性和存在的问题作切实的了解和尽可能详尽的考订,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价值。本文对《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土地数字存在的时间断面、土地类型、统计系统和数字属性等问题进行考证鉴别,旨在厘清土地数字的真实性、可靠性,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达到科学收集和利用历史数据的目的。     

再谈显德年制款印花碗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下）

与明清两代各种记载柴窑的文献大多只有寥寥数语不同,民国时期的《钧窑考证》、《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古玩指南》和《古董辨疑》这几本书中论及柴窑之处内容翔实了许多,著者在引古论今的同时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兹选录于下：     

《大明集礼》的初修与刊布

《大明集礼》为明朝第一部礼制全书 ,由于内容未备 ,洪武初修而不刊。到嘉靖九年前后 ,明世宗为祭礼改制的需要 ,把《大明集礼》正式刊刻、传布 ,并对明代后期朝野产生影响。     

郑若曾《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

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官方文牍,同时也吸收了众多有识之士及民间亲历者的意见。作者郑若曾对相关素材更是旁搜远索,务求有体有用。是书内容详核,见解精到,具有极高的经世价值。《筹海图编》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至于今日,《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益加彰显,其中包含丰富的明代海防史、中日交通史、历史地理学、科技史等宝贵资料,郑若曾的海防战略思想也蕴在其中,值得予以深入研究。     

杨德周《玉田识略》研究

晚明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私修志书,杨德周《玉田识略》是其代表之一。此志刊成于崇祯七年（1634年）,而不是崇祯六年（1633年）。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修志影响。《玉田识略》是研究明代古田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收录了作者本人不少诗文作品。《玉田识略》给人的启迪是,私修志书可以不求全,且以文献为主,像这样有个性的志书不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