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酒诰》“侯甸男卫邦伯”断句新证

《尚书·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句,事关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外服诸侯的重要信息,应理解为“侯、甸、男、卫、邦伯”,断为“侯、甸、男、卫邦伯”和“侯、甸、男卫邦伯”都是不可取的。作册令方彝的“侯甸男”应是商周外服的省称,不能否认“侯甸男”之外还有其他诸侯;“卫”即“采卫”,虽源自武官,但也系外服诸侯;《白虎通义·爵》“侯甸任卫作国伯”似为《尚书·酒诰》或者《尚书》其他篇目佚文;“邦伯”为距离王室较远的异姓方国首领,不应是诸侯泛称;保卣铭文和斗子鼎铭文对看,可知“东国五侯”和“多邦伯”不是一种人。“侯、甸、男、卫、邦伯”才是符合商周外服体制的表述。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内服”还是“外服”:西周甸服问题研究——兼论西周王畿的形成过程

有关西周内外服制度的文献中记载了三种不同的体系: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体系、"五服"体系以及"九服"体系,这三种体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西周前期,以百官为内服,"侯、甸、男"为外服。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周王在王畿内的奠地分封贵族,形成了金文中的"奠井""奠虢"等现象,新的"甸服"随之产生。这种分封改变了旧有的内服体系,西周王畿也是随着内外服制度的这种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西周中后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王畿为划分依据,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五服"体系。而"九服"则是后来的文献整理者将"侯、甸、男"和"五服"的相关文献记载经过理想化杂糅形成的体系。     

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西周金文与文献中的“邦君”及相关问题

本文认为西周的“邦君”,在周立国之时是周人对天下所有众邦国之君的泛称,而对一些异姓盟邦之君则称其为“友邦君”。周王室大规模分封之后,“邦君”主要指未被周王“授民授土”的邦国之君。“邦君”在其邦内自有自己的职官系统。至西周晚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诸侯与“邦君”的概念逐渐混在了一起。     

“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     

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

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人长子口应该就是西周宋国的始封君微子启,依据是:一、墓中出土两件带"析子孙"族徽铭文的铜方鼎,而"析子孙"原本是封于微地的武丁长子租己的氏族徽号,其氏族商末成为微子启的臣属,因此"析子孙"是微子启始封国内的一个氏族徽标.二、微子启商代末期始封于微,故文献中称为微子.西周初年改封微子启为长侯,故他又可以称为长子,周公东征后又被徙封于宋."口"与"启"可能是一名一字,所以长子口当是微子启.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猴年说猴 国家博物馆藏猴形文物撷英

正乙未吉羊款款而去,丙申灵猴姗姗而来。中国即将迈入2016年!猴年是十二生肖之一猴所代表的年份,即申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猴被人们所喜闻乐见,"猴文化"更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自古以来,猴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吉祥物,猴、侯同音,是对猴的称赞,引中为一种美。诗经中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韩诗解释说:侯,美也。拜相封侯,是古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古代有公、侯、伯、子、男的侯爵制,猴便成为一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西周金文所见大宗“收族”现象研究

周代宗法制度中大宗宗子如果没有亲生子,便需要从同族中收养族人之"支子"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收族"现象。■不叔卣铭叙述■不族邦首领亦即大宗宗子没有儿子,■不叔■继承■不族邦大宗宗子,以"邦子"的身份成为族邦大宗宗子的继承人。臣谏簋铭文中臣谏因为自己儿子已亡,就把同母弟引庸的长子焂上报邢侯和周王,令焂继承自己的职位;在焂卣铭中,臣谏已被周王封为軝侯,原来被臣谏收养的侄子也就成了侯爵的法定继承人;焂卣铭还说明,因为亲生之子焂已过继给兄长,叔■父与亲生之子焂之间的关系也就淡化了。西周金文■不叔卣、臣谏簋、焂卣记载了大宗宗子收养"支子"为继承人的现象,为我们研究西周宗法制度下大宗"收族"现象提供了确凿而生动的资料。     

商代异族邦伯考

商代甲骨刻辞中出现多位"伯"称,相对商人而言均属异族。武力征服并不时加以诫敕诰教,是商人控制异族邦伯的主要手段。商人的征服多出于军事或经济目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内部结构,导致不少邦伯服叛不定。但整体来看,迟至商晚期,"邦伯"已成为王朝"外服"中一类重要的政治团体。部分邦伯转为王朝的"亚""师""射""臣"等类职官。商王为邦伯占卜或侑祝,尝试建立精神层面的联系,但受习俗限制,融合并不理想。相对而言,周人以周礼对异族邦伯加以规训则更为成功。商人以直辖邑控制邦伯地区的资源与人口,施加商文化影响,这种直辖邑时设时废,并不固定。周人则通过封国对封域内邦伯加以因治,统治形态更为成熟。     

叶家山曾国墓地札记三题

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探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三个问题。其一,考证第二代曾侯的名字,并据此重建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的世系。其二,重新释读了犂子鼎铭文,其器主名夭,实即第一代曾侯之字,犂子则为在丧之称,身为邦伯,故犂子夭与曾侯谏乃系一人。其三,揭示肆壶与田壶之别,于古器物学研究提出反思。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南公与曾国封建

周代勋贵受封为诸侯,有命长子就封、次子留佐周室之制。据近出曾公钟诸铭,伯适为曾国始封之君,其长子南公(曾侯谏)则出封为曾侯。曾侯谏被昭王命为南方诸侯之长、爵比三公,故称"南公"。数代曾侯皆被周王册命为"南公",故曾侯或世称"南公"。而曾侯犺之父"南公"究系曾侯谏或曾侯伯生,伯适与南宫适是否一人,皆难论定。而曾侯之称"南公"与畿内南宫氏宗君之称"南公"绝不相同,南宫氏之宗君可称"南公"或"南宫",而曾侯不得称"南宫"。南宫适应为畿内南宫氏的主要源头,此后世代称南宫(公)。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霸伯簋铭文校议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簋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盐卤和丹砂的物流交换,对铭文的研究揭示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各种势力对当地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利于了解西周王周内部诸侯、邦伯的关系。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商代的分封制

正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圈层不仅对应着具体的空间地域,而且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属性与管理方式。属于内服的王畿是商王直接掌控的政治区域,具体管理由商王派遣百官臣卿进行,因此这一区域不实行分封制。王畿之外属于外服,这是商王的间接控制区,主要有诸侯、方国等。商代诸侯分三类: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     

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召公家族与燕君世系

司马迁《史记》对于周初燕君世系的记载非常简略,本文通过对西周燕国铜器铭文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初步拟出了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组织形态及燕君世系。周初第一代燕侯当为“克”,后“父子相传”,克之子燕侯旨成为第二代燕候。召伯父辛应是召公次子,留守宗周王朝继承父职,爵称当是“召伯”,其长子为伯(?)亦世为王官。留守宗周的可能还有召公另一子,其长子为伯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