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科举制创立1410年和停废110周年,反思其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科举学进一步发展,2015年11月23—25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30年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科举制度是符合条件的民众通过竞争性考试,获取国家品阶官位、社会荣誉地位的一项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在我国由隋代至清代存在了1300年,在韩国等国家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西方也对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所影响。20世纪末,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的价值所在,对科举的研究日渐勃兴。正是在此背景下,“科举学”正式被提出了。一、“科举学”的提出与确立(一)“科举学”的提出。1992年,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29日,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在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等诸多科举学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     

第十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吉水召开

正2020年12月11—13日,由江西省吉水县委县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位于江西吉水的"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成功召开,近百位专家出席或以提交论文的方式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该会议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在诸多方面取得突出进展。李世愉论述了科举制度具有育才、选才、稳定社会、传承文化等多重作用。     

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刍议

学校与科举之争,是晚清文化战线上新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中经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直至二十世纪初清廷推行“新政”才趋于解决。现仅就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对学校与科举之争所采取的态度及其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科举文化与南京旅游资源的开发

科举,是我国古代通过设立科目考试来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科举始创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定型于明清,前后延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中国社会和国民心理的影响极为深远。时至今日,从高考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并受社会广泛推崇来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化积淀已经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科     

话说科举贡院

科举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保存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教育价值的遗迹遗物,是科举教育文化遗产。贡院作为古代科举的考场,是科举文化遗产的宝库,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     

定州贡院: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且唯一文武兼备的科举童生考场考论

现据两块碑记内容,结合清代科举童试考试,对定州贡院从创建时间、考场形式、考试级别、整体建筑风格进行考证,恢复定州贡院作为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且唯一文武兼备的童生考场的本来面目。     

“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13—15日,由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代表8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主要围绕科举制和科举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并提交了60余篇论文,现概述如下。     

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

明末清初,经学复兴.在此过程中,学者认识到科举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使得经学空疏、学术凋敝.由此引发了李光地所倡导的科举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考试中增加经世之学的内容,改变八股文的文风及写作方法.此次改革不仅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学人和士子的响应.在这次改革中,尊崇经学的意味十分浓重,重视经学、提高五经的地位成为改革的核心思想.此次科举改革的意义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发展,也为后来乾嘉学派崛起准备了条件.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清代科举卷票的试解读

清代科举中的卷票,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备的身份证明和手续,它同现代教育的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招聘中考生使用的准考证、身份证、结（毕）业证等一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作用。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百余年过去,清代考试士子自己使用且能够保存完好、留传下来的科举卷、票,可以说是极为稀少和珍贵。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明清时期南宁府科举发展论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至清朝沿用了1300多年封建王朝遴选人才的重要制度,对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广西地区科举自古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在明清时期广西科举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作为广西科举的一部分,南宁府科举也获得较快发展.南宁府科举中式人数虽占广西总数比重不大,但明清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与明清时期南宁府的经济发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