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费宏的思想与学术

费宏是政治家,而不以学术名家.他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尊<大学衍义>.政治上,他与王阳明对立,因而在学术上,对王氏心学之诱惑愚诞、背弃圣贤亦持否定态度.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正君爱民的治国之道、严体宽济的刑罚之道、损上益下的富民之道、崇教进学的育人之道等方面.     

康熙理学思想探析

康熙理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经筵、日讲以及与理学名臣的研讨。他提出以行来判断理学真伪,将道统与治统集于一身;在以董学灾异说警戒自身同时,又最大限度的肯定人为;最终,将理学收摄于以程朱"诚"、"敬"为中心的并带有王学色彩的践履之学中。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兼论王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

南宋以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进入了它的转型期.这一时期里,一方面,代表中国封建中世纪后期正统思想的朱熹理学出现并逐渐确立了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两股大的具鲜明的反经学和理学倾向的革新思潮,这便是事功学与心学.事功学与心学均以浙江为主要发祥地,并一开始便在浙江形成深厚的思想与学术基础,构成南宋以后浙东学术的主流.而宋明浙东思想与学术主流的流变过程,其实也就是事功学与心学各自发展与相互融合的过程.     

中州仁圣耿介“仁”论

耿介,明末清初登封籍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因倾力振兴嵩阳书院而闻名于中州。耿介一生致力于理学思想研究,其理学思想中的仁意蕴深厚,博大精深,成为其理学思想的根基。耿介一生行略也以仁为宗旨,他以仁治政、以仁治教、以仁会友、以仁成文,成就仁的传奇一生。耿介无论其仁的思想造诣还是对仁的践履,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中州仁圣"。其仁的理学精华对中州地区产生的长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以社会历史为本位:论冯友兰新理学的道德观

冯友兰认为传统的儒家哲学是一种伦理学,那么,道德问题即是其最主要的问题。在传统的儒家哲学里,道德是内在的,因而是超越历史的。而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里,因为消解了传统儒学"天理"、人性之道德价值性的内涵,因而道德是外在于人的,是社会之理的基本内容;人所有的道德理性,也由此从传统儒家哲学之道德的"内在自觉"而向新理学之"外在自觉"转换了,因而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虚实论的辩证结构

中国古代的学术批评,往往以"虚""实"作为评价尺度,但是,何为虚,何为实,往往依批评者的主观认识而定。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中,虚实概念存在不同层次,且呈现辩证结构关系。在学术内容层面,《总目》所谓之虚实,主要就内容状态充实与否,与内容性质切近人事与否而言;在学术方法层面,则主要就方法是否征实可据而言。内容与方法是一体两面关系,如二者均被认定为实,便可称为"实学"。但对《总目》而言,"实学"只是相对的实,其上仍有"致用"的进径。在学术致用层面,《总目》的虚实论仍存在三层辩证结构:就目的论,"实学"如无经世目的亦仅为"虚文";就效用论,有经世目的而无实效亦为"虚文";就实行论,有实效如不施诸实行,亦仍为"虚文"。由"虚实"这种变动不居的概念特征,以及《总目》虚实论的复杂性可见,近年兴起的"实学"研究,其"实学"概念的确当性值得商榷。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究浅析张载整治北宋社会的思想特点

张载作为关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大精深,不仅在理学中独具特色,还具有极强的实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他对北宋社会的整治上,表现出尊儒崇礼、务实重履、求新创新的思想特点。     

明中后期的史学思潮

嘉靖、万历以来 ,时代的动荡 ,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巨大变化 ,阳明心学和此后实学思潮的兴起都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批判程朱理学成为一种思潮 ,传统的经史关系认识受到冲击 ,以史经世的思潮得到发展。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论家国一体问题

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君主制社会中,都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对皇帝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政治上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家国并非一体。君为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     

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

高攀龙是晚明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以高攀龙等为代表、以东林书院为阵地的一批正直官僚士大夫,致力于救世活动。其中高攀龙提倡实学、图谋革新、力行实事,在关注民生、救助贫困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他与陈幼学等人创办的同善会,救助了大量的贫困无依之人,其道德教化活动对于提高人口素质、维护社会安定理应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高攀龙提出的同善会理念和手订的运营方法,对江南地区乃至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高攀龙从倡实学、图革新到行实事,一以贯之,充分反映出他的救世理念及为之付出的努力,尽到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官员的社会责任。     

“一代天民”陈献章

正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心学宗师,世称白沙先生。《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亦推崇陈献章,称其为先生,即"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2]毋庸置疑,陈献章开启明代心学,他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学术方向的重要人     

陈宏谋与清代理学

陈宏谋是清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有"岭表儒宗"、"理学名臣"之称。他以程朱理学为本,敦崇实学;学以致用,居官务实;坚持"学者为己",力求"明道济世";为官清正廉洁,遗惠在人,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和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慎对焦竑之影响考释

焦竑是晚明学界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明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人物.其思想的形成与著名学者杨慎的关系十分密切,焦竑在多年搜集整理杨慎佚文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杨慎较为融通的治学态度,也吸收了杨慎重视实学的治学方法.在对待理学与心学、儒学与佛学、形上之学与形下之学的关系方面,焦竑与杨慎如出一辙.同时,焦竑又在史学与考据学方面将杨慎的思想推向纵深,并实现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