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章学诚与戴震

<正>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自幼酷嗜史学,"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①。章学诚的历史理论研究,在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上贡献甚巨,如提出"六经皆史"的历史观念、"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即器明道"的治     

洪亮吉与章学诚的修志之争

洪亮吉和章学诚同为清代中期修志名家,在方志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由于两人修志观点的不同,在纂修方志的问题上却有一次论争。这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

章学诚欲将方志由"考地理沿革"改变成"保存一方文献",以备"国史要删"的"古国史",因此人物志成为方志的核心。基于地方志人物传的编撰特点,章学诚批评古文家由于缺乏史识、好为应酬之作,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真切与否,开启了后世传记浮华之风。在对古今传记批评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的传记准则,使得传记传统由文学再次向史学回归。在改造方志人物传的过程中,章学诚又从材料选编标准、体式等多方面出发,纠正了方志人物容易类型化的缺陷,充分保留了传记人物的真实性情。     

以史入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

本文主张从破与立的角度再认识章学诚.章氏认为方志编纂有四弊,即地理化、文人化与公文化、类书化、非理论化.为此,章氏主张方志编纂应学术化、历史化.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日修志很有启发意义.     

章学诚方志图学思想探述

清人编修志书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国方志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其方志图学思想成就更大。章学诚一生著作颇多,由其主修、参修的方志也不少。他在方志中有关图学思想的论述,不仅探讨了图学的认识功能和资治作用,而且强调了志书图样的绘制技术。章学诚图学思想对于促进中国图学的发展和地方史志中图样的编绘,并追赶世界图学发展的步伐,具有积极的作用。     

以史人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

本主张从破与立的角度再认识章学诚。章氏认为方志编纂有四弊,即地理化、人化与公化、类书化、非理论化。为此,章氏主张方志编纂应学术化、历史化。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日修志很有启发意义。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     

试论章学诚关于方志人物记述的主张及实践

章学诚关于方志人物记述的主张是其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分析方志人物记述通病的基础上,承继古良史佳志的传统,大胆创新,以传、略、表三体记述方志人物,并运用于修志实践,提出方志人物记述的具体要求,形成了一套传、略、表三体互有侧重、相互结合的方志人物记述体系。     

章学诚与《四库全书》

章学诚与四库诸臣的因缘,以及与四库修书的关系,实为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里,他给后人留下众多可供研究的材料,如信函札记、论赞序铭等,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知到其人其学,感受到当时的学风时风。从章学诚评《四库全书》、他的学术学风与学术命运,可以分析出章学诚与四库修书的关系。     

张元济与地方志藏书

张元济为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也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方志的掠夺,广事搜罗,收集地方志藏书,并提出了求书四法,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对东方图书馆地方志藏书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志稿修改

志稿修改是地方志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重视文章修改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新编志书的现实需要。修改的主要方法是补、删、改、调。修改的原则是从整体出发,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修改的态度要认真负责,严谨细致。     

张蕴古与《大宝箴》

唐人张蕴古的《大宝箴》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资政文献.它集中展示了儒家的君道理论,被史家认为“文义甚美”,其中不少警句成为后来执政者之龟鉴.张蕴古因上奏此《箴》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被擢授大理丞,但三年后却因李好德一案引起太宗盛怒被斩于东市.研究证明,他的被杀,固然是由唐太宗喜怒无常的性格缺陷所致,而张蕴古本人也确实存在恃宠而骄、自作聪明的玩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咎由自取.     

关于方志性质的再探讨

文章首先指出方志定性问题是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首要课题.并指出方志的内容不是资料,方志的本质特征不是资料性,资料性是方志的表象特征.通过论述,指出方志的定义（性质）为：方志是按照界定范围,采用特殊体例,编著古今自然、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的真实资料,从而客观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动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状况等社会情势的社会学专著.方志的内容是社会情势,本质特征是以体现社会情势为目的的社会性.     

论地方志新编目

编目是编纂的关键一环。编目成功贵在既有创新又延续前志,体现志书的地方性、资料性、整体性特点。制订编目要遵循属性分类、章节相称、统一标准、同项相斥、目为实体、用字简明、整体统一等原则;运用继承创新、约定俗成、事以类聚、横分纵排、循序渐进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