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於菟"巫风调查报告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年都乎乡年都乎村,迄今保留着一种当地人称为“於菟”的巫风遗俗。该习俗自上个世纪80年代被有关学者关注以来,其研究日益深入,取得了一些成果。与此同时,     

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一场文化争论 ,同时也与许多权力冲突交织纠葛。礼仪之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向为论者喜道。关于后者 ,虽然很少有人会单纯视礼仪之争为文化争论 ,但也很少有人系统分析这场争论的权力冲突内涵。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传教士间的派系斗争、传教士与罗马教会的矛盾、和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如何助长争议恶化形势的论述 ,以此说明礼仪之争中权力冲突的分量甚至超过文化争论 ,称之为一场传教士间的冲突并不为过。     

“南夷夜郎”两县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记载了汉武帝对西南夷措施的变化。“南夷夜郎两县”是指在南夷夜郎的地城中设置两个县。“南夷夜郎”不是县名。这两个县是汉阳县扣朱提县。     

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

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一说,引发了对文本与解释之间关系的思考,虽然文本在史学研究中的“硬性”是不容否认的,但随着史学研究活动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化,文本的“硬性”越来越“弱化”,而史家解释的“弹性”却越来越明显。     

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端午枭羹考

古代传说中枭是食母的恶鸟,遭到世人厌恶。因此,食枭羹先后出现在夏至、五月十五和端午之日。历代学者多以食枭羹之目的为灭绝不孝鸟。本文考证结果:枭鸟属阴,最初是古代夏至祭祀大地仪式的牺牲,当时的食枭羹是祭地仪式的一部分。汉代中后期开始,枭羹成为端午节赐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皇家礼仪,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孝道,更是为了驱逐朝廷中的恶人。     

"That Admirable Italian Gentleman": The View from America (and from Italy)

Review in this Article
David F. Schmi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scist Italy, 1922–1940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x + 273 pp     

美国“文化资源管理”的镜鉴

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会面临如何妥善保护本国历史遗迹和物的严峻问题。而世界各国在处理发展和保护这对矛盾时,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而采取的一些成功经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也开始对自己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调节,与国际接轨,以适应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国际交流。而他国的各种成功经验也为我国所重视并加以科学的借鉴。     

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

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党史学界很少关注,只是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有所提及,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做了较多探讨,逐步取得了一些共识。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名称并非中共早期组织的本名,而是后人使用的名称,但鉴于这个名词已经沿用了50多年,因此党史权威机构和多数研究仍继续使用这样一个称呼。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曾出现了改革中文甚至废中文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当时的国粹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对此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执意要确立梦寐以求的、以日本为领头雁,带动亚洲NIES,由ASEAN和中国作为后盾的“雁行模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投资地区分布和产生结构的梯度转移,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经济、技术上的优势,有助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长期效应来看,由于“雁行模式”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对东亚等发展中东道国乃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带来深刻的负面效应。     

The discovery of the Golgi apparatus

The existence of the cell organelle which is now known as Golgi apparatus or Golgi complex, or simply as 'the Golgi", was first reported by Camillo Golgi in 1898, when he described in nerve cells an 'internal reticular apparatus' impregnated by a variant of his chromoargentic staining.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the newly-identified cytoplasmic structure occurred in a variety of cell types. However, the reality of the organelle was questioned for decades, until it was finally ascertained with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Golgi apparatus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protagonist of the research in cytology and cell biology pursu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