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则兼济天下:试论张謇慈善公益事业

慈善公益事业是张謇一生中重笔描摹的部分。他以实业为后盾,以南通为基地,身体力行,将传统慈善救济之举拓展为近代慈善公益事业,并将慈善与实业、教育连为一体,视之为地方自治的核心。张謇主导下的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铸就了中国慈善史上的一座丰碑。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和自身财富实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张謇的慈善公益之路并没有越走越宽广,反而呈现出戴着镣链跳舞的特征,留下历史的遗憾。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浅析古代中国何以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简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是说，这种传统，运行在距离法治传统很遥远的轨道上，尽管是以一种正向态的姿势。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创办影响价值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为实现江南制造局的制造西式舰船利炮,学习西方技术的要求而开设的。该馆所出版的译著,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仅作为翻译书籍平台的本身,可以说翻译馆的创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清代江南家学兴盛原因初探

“家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史上悠远绵长。家学在江南发展甚早,清代是江南家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本文试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科举制以及江南儒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清代江南家学兴盛之原因,为进一步纵深研究清代学术史作铺垫。     

豫湘桂战役期间国民政府的难童救助运动——基于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的研究

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是抗战末期政府与社会联合组织救济难童的国际性机构.该会采取委员制,经费以国际援助和国民政府拨款为主,采用西方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实施救济.联合委员会从成立至结束历时两年,虽然发动成立系因解决湘桂难童问题而起,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其工作范畴从战区不断推进到反攻区和收复区,共救济十一省市难童六万余名,与抗战初期的抢救难童运动一前一后交相辉映.     

试析海外中国艺术家运用传统文化图像的创作策略——以陈逸飞、陈丹青油画创作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中国面临着强势西方文化的挑战和被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艺术观念、展览策划观念、解读方式牵着走的危险。因此,中国油画家们应该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生存智慧及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以中国文化背景或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来经营自己的创作策略,在这种情势下,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开创当代中国艺术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态势,将会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信仰?差序?责任：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基于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探讨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宗教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传统宗教信仰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祖先崇拜和村庙信仰具有特殊重要性,从祖先崇拜到其它神明信仰是一个义务和情感逐渐减少、功利逐渐增多的现代版“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性的影响在于塑造了一种差序化的社会责任观：一、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时以血缘、地缘为关系本位,对族人亲戚和同乡照顾较多,是地方公益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二、企业家对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使得有违产品安全、环境安全、劳资关系和谐的事件时有发生。传统宗教信仰无法产生普世化的社会责任,它无法为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供根本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

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变了以演讲、体育、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以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的工作内容。从1936年的百灵庙慰劳到1943年的印缅分部的军人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全盛时期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在一起,与战争紧密结合,随战争的转移而转移,随战争的需要而服务,鼓舞士气,安慰民心,服务官兵。这一切为基督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为在新社会中基督教的改造做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     

《孔子诗论》二则试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九简反映孔子对德的崇尚。第二十六简则见出孔子 反对隐逸。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