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中碳十四数据使用问题的讨论

关于考古学遗存绝对年代的科学测定方法有很多,像碳十四断代法、树木年轮法和古地磁法等,但其中碳十四断代法无疑是目前考古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年手段。然而碳十四测年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体现在其测年的误差上,由于在国内和国外不同实验室、选取不同标本、使用不同方法,都会得到差异很大的结果,而且还存在着所测标本的污染问题,其准确度存在很多争议和质疑。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

正本报告发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在2012~2013年期间测定的20个考古数据。为方便应用做如下几点说明:1.碳十四年代半衰期按5568年计算。2.校正年代所用程序为OxCal3.10版本。3.所给年代误差范围为     

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

碳十四测年数据结果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年代与历史朝代的日历年代相互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对应了事.对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二里头类型的主体只能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遗存,到早于二里头类型且与其关系密切的王湾类型或称王湾三期文化中去寻找和补足早期夏文化遗存是可行的.学术界将王湾类型或称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很有道理的.     

考古学中的时间不确定性及其数学解决方案

考古学研究中时间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概率是表达考古学时间不确定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利用概率表达的时间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处理,蒙特卡洛随机模拟则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本文以区域系统调查陶片的断代和碳十四测年样品的等时段分布为例介绍了简单的蒙特卡洛方法的应用及其在解决考古学时间不确定性方面的优势。     

二里头断代 我国碳十四测年的一个缩影

<正>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伴随着我国碳十四测年从建立之初到逐渐发展,再到进一步提高的每一个过程,体现着每一个阶段的研究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它既是实践者也是见证者,其本身可以看作我国碳十四测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验室从空白起步判定考古遗存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考古学的年代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之说。相对年代表示考古遗存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侧重表示考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四)

本报告发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测定的30个考古数据。数据表示方式同此前所发报告。为方便应用另做几点说明如下。1.碳十四年代半衰期按5568年计算。2.校正年代所用程序为OxCal,校正曲线为1998年公布版本。3.与以往报告相同,所给年代误差范围均为±16,年代范围的概率分布为68.2%。4.由于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各区段形状不同,校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八)

本报告发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测试中心在2007～2011年期间测定的40个考古数据。数据表示方式与以往所发报告相同。为方便应用另做如下几点说明。1.碳十四年代半衰期按5568年计算。2.校正年代所用程序为OxCal,校正曲线为1998年公布版本。3.与以往报告相同,所给年代误差范围均为±16,年代范围的概率分布为68.2%。4.由于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各区段形状不同,校正后年代范围可能形成几组,总合概率为68.2%(与过去报告中总合概率表示为100%相同)。5.校正均按单一样品方式处理。6.数据均作碳十三     

仇士华：断代“武王伐纣”

仇士华,1932年出生于江苏如皋县,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来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9年调到考古研究所。负责建立碳十四断代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专家组副组长。主要从事碳十四测年和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     

精确定年的祁连圆柏碳十四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测定

前言 1949年,碳十四断代的创始人利比(W.F.Libby)公布了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宣告碳十四测年方法取得成功,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和地质学界。碳十四     

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仇士华先生访谈录

仇士华先生,1932年7月出生于江苏如皋县,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来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9年调到考古研究所,负责建立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78年开始任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碳十四年代学组组长,后改为年代学专业委员会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考卉学会副理事长。1996年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专家组组长。主要从事碳十四测年和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     

碳十四测年与石家河文化起讫年代问题

碳十四所测年代与实际日历年常有误差,所测3000年以远的标本,常短10%左右的年代。树轮校正的实质是使偏近的碳十四年代复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时间当为3000B.C~2300B.C.,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约为2400B.C~1900B.C.。石家河文化早、晚期大约有100年的过渡期。当一些地方进入后石家河文化时,另一些地方仍处在石家河文化阶段。     

中国科技考古:从起步到前沿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实物遗存,这个特性决定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考古学自建立之初就借鉴了生物学和地质学中的分类学和地层学,奠定了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基础。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又将航空照像技术应用于考古遗址勘察。科技考古作为考古学中的一门分支科学的建立当始于二次大战以后,碳十四年代学方法的出现和成功应用,以及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的建立为标志。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为视角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是我国台湾地区刊登考古学文章最为集中的期刊,通过对其1953-2006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作者的统计分析,可以审视自创刊以来台湾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成就.该刊刊载论文以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三大学科为支柱,其中民族学类论文为最大宗,考古学类次之,人类学文章紧随其后.台湾考古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对日据时期日本学者工作的梳理和总结,再到60年代以中原(殷商)考古为主导,逐步过渡到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考古的本土化和重新定位.     

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

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渐趋多元化,而性别考古学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梳理了性别考古学产生以来所走过的的历程,尤其对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本文将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划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建国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90年代至今。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后现代视角的性别考古学真正在中国出现。本文并对中国后现代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反思,希冀能够引起学者的注意。     

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期和年代

在牛河梁积石冢发掘所提供的层位关系基础上,分析出土陶筒形器的形态变化,建立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的整体分期方案,可以分为两期四段。在此基础上,结合碳十四测年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推定积石冢所处时期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700~5100年之间。     

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

陶器的出现使得人类生存和社会行为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研究、对陶片和碳十四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开展地层显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遗址出土最早的陶片年代为距今19,000～20,000年,比东亚和其他地区的陶器早了2000～3000年。洞穴内遗存证明这些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造,可能被用做炊煮器。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     

新干青铜器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纪念新干商代大墓发掘十周年而作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自1989年发掘以来,至今已整整10年了,不仅中国国内很多考古学,就是海外也有不少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的问题已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但仍有某些问题歧议较大,比如遗存性质问题、年代问题和化属性问题等。我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是我们学术繁荣的具体体现。随着日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从《天马-曲村》谈考古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

《天马—曲村》是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考古报告,一套四本,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在阅读这部著作时,明显地感觉到这部报告与众不同,具有鲜明的特色。考古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是将田野考古的全部成果公诸于世,它是考古学研究最基本最重要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录

张莉(以下简称张):当初您在波恩大学就读时学的是汉学专业,1979年到中国留学之后,转向了中国考古学研究。可否谈谈考古学对您的吸引来源于何处?是什么原因让您从最初的汉学转向考古学的?     

张忠培先生的1958北大核心

1958年,适逢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张忠培先生与其他四位先生主持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1958—1959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华县队调查与发掘60周年。回顾张先生60年前在华县队所开创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方法和经验,总结华县队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历练,尤其表现在对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以及人这四维的综合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对时间的把握越来越不被重视的今天,具有一定的鞭策作用。更不用说张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整理、保存、出版所起的示范作用及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所发挥的现实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