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社会变迁(1908-1937)

近代河、漕、盐三政的中心地位丧失导致淮河中下游区域的全面衰败,但铁路这一新型交通工具的引入却遏制了这一过程.随着通过本区域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干线铁路建成,本地域交通体系以铁路为中心得以重组,进而推动了农业商品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并使少数城市迅速崛起,从而使城镇体系和商业网络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社会经济和结构也有所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重心由运河沿线转往铁路沿线.     

浅析近代华北农村早婚现象普遍的原因

早婚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近代的华北农村尤甚。尽管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华北民间婚姻开始了由传统趋向近代化的蜕变,政府对婚龄也有了较明确的规定,但在广大华北农村社会,人们仍各行其俗,追求早婚。人们追求早婚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的惰性作用,以及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些都推动了早婚现象在近代华北农村的普遍发生。     

近代开拓南洋市场的广货商(1912-1937)

近代环南海的跨国商贸,长期以广东及南洋各地粤籍外贸商及广货营销为重心.南洋华侨商人是近代广东开拓海外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既是土特产输往南洋的组织者,又是土特产到达南洋的推销者.互通有无,促进了广东与南洋地区的物资交流,为侨居地开辟了一个长期而固定的国外市场.     

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1937)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交通运输的变革,对市镇形态的演变影响深远。铁路作为近代交通的代表,显然具有这一功能。本文将以1905—1937年间华北地区较为著名的驻马店、漯河、唐山、焦作、石家庄、平地泉等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及外部形态演变间的关联作用,揭示铁路与形态演变之间的规律,并将铁路影响下的华北内陆工商业市镇形态概括为驻马店模式、唐山模式和石家庄模式。     

近代两湖地区的市场体系

经济地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其变迁。就两湖地区而言,近代时期的市场体系与传统时代已有重大变异,不过这种变异的基础部分地根植于传统。以省区为视域,汉口进入近代之后继续保持其湖北商业中心之地位,而且更形扩展,拉大了中心地与腹地之经济差距。对比之下,湖南的情形与之不同:原有的商业中心发生位移,省区内部的经济差异性有所减小,若干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趋于均衡。无论通商口岸及其腹地之变迁,抑或对外贸易和长距离贩运贸易,近代两湖市场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有轨电车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1899-1937）

有轨电车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由人力、畜力向机械转化,并以其快速、经济、运量大的特点吸引了大批的客流。同时,由于有轨电车在各大城市的发展,使这些城市的空间布局、市政建设、商业发展得到了更好的优化;市民的出行方式、生活节奏亦发生改变。     

近代山西煤炭的开发与运销

清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反对外来资本主义的煤炭掠夺为契机,近代山西的煤炭开发兴起。山西的煤炭主要集中在平定、太原、大同、长治四个地区。平定和大同地区煤炭企业的规模较大,煤炭开采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煤炭以向外运销为主。太原和长治地区煤炭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煤炭开采机械化程度较低,煤炭以在附近地区运销为主。     

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1908-1927）

汉冶萍公司改制组建以来,其产品销售机构和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并多方开展了营销活动;在钢铁煤焦矿石各种产品销售中,钢铁销售收入占据重要地位,构成公司运转常年经费开支的主要来源;但当年国内市场十分狭小,钢铁销售既被外国列强挤压,又受国内政府挟制（主要在钢轨销售方面）;而在国外主要对日销售中,更遭其百般盘剥打击,致使我国惟一一个钢铁煤焦联合企业被迫沦为单纯为其供给铁矿石的开采机构。     

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

清代驿传体系曾以快捷、高效为特征为整个帝国的运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到清代后期 ,在骚扰、侵贪等因素的影响下 ,驿传体系表现为迟滞、效率低下。在西方近代化的通讯、通信方式传入中国后 ,传统驿传体系固有的发展模式被打破 ,驿传体系的功能最终被近代化的交通、电报、邮政所取代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A biography of James Ramsay Hunt (1874-1937)

James Ramsay Hunt (1874-1937) was a pre-eminent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neurologist. The name of Ramsay Hunt is known today because several neurological disorders bear his name, including the herpetic geniculate ganglion syndrome and a form of ataxia and myoclonus. Despite his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neurology, few biographical details have been recorded about Hunt's life.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 recently located Hunt's daughter. This biographical sketch was based o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her and review of documents in her possession, including letters written by Hunt. Details are depicted about Hunt's family background and childhood, medical education and earl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tship and marriage, wartime experiences, family and social life, daily routin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llness and death.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日本教科书事件,使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中心,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

近代以来,随着华北铁路网络的形成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华北区域城市兴起的条件、布局及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铁路枢纽地位的形成和近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需要,一些地方逐渐形成新兴的城市。1905-1937年间正太、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崛起间的关系,便具体展示了铁路运输业与石家庄城市的交通运输业、工商业,城市人口增长和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及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对近代华北城市群体的分布特点、城市空间结构、等级规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