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门纪变百咏》考论

《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的重要典籍,组诗的两位作者疁西复侬氏与青村杞庐氏究系何人,一直悬而未决。笔者依据目前文献可确定这两位作者分别是夏曰琦与庄礼本,并对作者行迹略作钩稽,考订其生卒年。组诗采用的诗歌与纪事相结合的体例是庚子事变时期诗歌新制之一。两位作者为庚子事变之亲历者,诗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载录及对社会百态的观照均具有史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对组诗的评价与定位不能离开创作背景、庚子诗歌史及诗体演进等因素,过高或过低都不合宜,这对庚子事变时期其他诗歌的评价与定位也具有参照意义。     

敦煌佚名组诗六十首的地域特征及文学情思

佚名组诗六十首是敦煌P.2555卷中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纪行形式多侧面地反映了唐代青海地区山川风光、节物气候的真实状况,集中展现了当时丝绸古道的奇异色彩,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对民族史、社会史、文学史、唐代史地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组诗中的许多诗篇由诗人思念家乡的悲愁泣泪凝结而成,具有强烈的怀乡念国文学情思,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一定创造性。     

《全元文》失收序文补目(一)

序文在《全元文》中所占比重很大,据笔者统计,仅诗歌序文(含单首诗序、组诗序与诗集序)而言,《全元文》就收录了1805篇。经检索,我们发现《全元文》漏收的诗歌序文尚有许多,兹先行整理补充篇目425篇。     

1965～1975:《长征组歌》的十年

1965年,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在病房里流着眼泪用了3个月时间写下了八九百字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为了把《长征组诗》变     

前往保吉的路上

我的关于盐湖的一组诗,描写了牧人在驮盐过程中的几个劳动场景。这组诗发在《西藏文学》,引起文学界小小的关注。后来马丽华和张宇光两位作家分别在《藏北游历》和《神山之地》中对藏北牧民的驮盐这种劳作方式以及驮盐所涵盖的驮盐文化做了较为全面的概     

从非形式符号系统看诗歌中风格的不可译性

不同的作家其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诗歌也一样,不同的诗人其风格明显不同。诗歌讲究的是意境和神韵,诗歌的翻译重在意韵的传达,而意韵又多具有模糊美。本文从风格的非形式符号系统来探讨诗歌中翻译风格的不可译性。     

谈孟浩然其人之“简傲”与其诗之“清”

通过对孟浩然诗歌的意象与意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孟浩然个人气质与其诗歌特色之间的关系:孟浩然的"简傲"气质类型影响了他诗歌"清美"诗风的形成;而其诗歌的"清美"诗风又体现出了他的"简傲"气质类型,二者相互作用,形成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独特风貌。     

浅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杜甫的诗歌是为时代而泣、为百姓而泣的诗歌,被公认为“诗史”,其诗歌不仅涉及国家的大事,还触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杜甫对一切和其它有关事物的仁者之心和高度责任感,也就反映出了他诗歌中的那种忧患意识。     

论嵇康与嵇喜的赠答送别组诗

嵇康与嵇喜赠答送别组诗既体现了兄弟的手足情深,也表达了二人志向迥异的哲思。名为送别,实乃言志。亲情难以愈合分离,说明了魏晋之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激烈。     

兰斯顿·休斯的激进诗歌之我见

20世纪30年代,兰斯顿·休斯创作了许多革命的激进诗歌(RadicalPoems)。这些诗歌自发表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这篇文章从休斯的激进诗歌写作的背景入手,探讨了休斯在30年代的美学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他的激进诗歌的影响,分析其备受争议的原因。30年代休斯坚持实用诗学观,一方面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而他的激进诗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的文学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他更加强调诗歌与民间文化的结合,虽然这一技巧多为批评家们所诟病,但却创造了一种集合了各种声音、融合了多个文化,能反映大众心理的诗歌形式。人们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用休斯的激进诗歌,而不能一味地批判。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